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内涵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深度调整。国际权力既是主权国家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手段,也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因此,历史上国际权力格局的调整都不同程度地诱发或加剧了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当前国际权力格局调整的主角变成了霸权捍卫者美国和新兴崛起国中国,中美贸易摩擦便是表征之一。在诸多问题领域中,有学者将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视为衡量国家兴衰的主要领域和国际权力的重要来源。其中,金融更是被视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对国家稳定与发展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在国际格局调整的背景下,金融也自然成为中美权力角逐的关键领域,中美金融竞争的态势渐强。由于金融比贸易对国际经济的核心作用更为明显,中美金融摩擦升级对国内和国际体系的负面影响,将远甚于中美贸易摩擦。因此,防范、应对和管控中美金融竞争和摩擦,既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崛起的重要保障,也是维护国际金融体系安全的关键因素。

一、中美金融竞争的四个维度

当前关于中美竞争的讨论存在两大倾向:一是从战略和宏观的维度讨论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革下的中美关系,如关于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二是从经验和微观的维度讨论具体问题或事件,如金融领域中关于美元和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的竞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立和美国的阻挠、中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上的博弈、中美关于全球贸易失衡的争论、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指责与中国的反驳等等。宏观的战略讨论和微观的经验分析在揭示中美关系和管控中美竞争上,都有不同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但也存在各自的不足之处。宏观的战略讨论往往忽略问题领域间的差异,而微观的经验分析又无法描绘特定问题领域的全貌。因此,关于特定问题领域的整体性“中观分析”是对上述宏观和微观分析的有益且必要的补充。

国家间竞争本质上是关于国家利益和国际权力的竞争,因此,被视为国家利益和国际权力主要来源的领域,便会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领域。这为本文对中美金融竞争的整体性分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巴奈特(Barnett)和杜瓦尔(Duvall)的经典研究认为,国际权力源自于国家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可以通过直接交往或参与一个共同的国际体系而建立,也可以通过国际制度或国际话语体系而间接建立。金融领域中关于权力的既有分析也多从上述某一种或几种关系入手,且都能被归入到上述分类中。参考金融领域的特性以及中美金融关系的现实状况,中美金融关系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国际货币体系、双边金融交往、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金融(经济)观念,这四个方面勾勒出了中美金融关系的全貌。在这四个方面中,当前处于核心位置的关系分别是:人民币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系、双边债权债务关系、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组织和规则中的间接关系、关于国际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的潜在竞争。

中美金融竞争的第一个主要维度是人民币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竞争。主权国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既是该国国际货币权力的体现,更是国际货币权力的重要来源。美国正是凭借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积累的实力,成功推动了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而美元的特殊地位通常被视为战后美国霸权的重要来源。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对主权货币的国际权力(即国际货币权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国家也对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给予了充分的政策关注和战略考量,譬如:美国历届政府为捍卫美国霸权所作出的努力,德国马克和日本日元等货币的崛起及其与美元的博弈。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和人民币的潜在竞争将决定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和稳定性,这种竞争具体表现为霸权美元与新兴人民币关于国际货币地位的竞争。

与货币关系密切相关,中美债务关系是两者竞争的第二个重要维度。在当前国际货币格局下,中美建立了密切的双边金融联系,这些联系是以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为基础的,因此是不平等和不对称的,更多地体现了美国的偏好和利益。这些金融联系主要体现为资本流动,既包括市场层面的资本流进流出,也包括政府层面的国债或国家外汇储备等,同时又与中美其他经济领域的联系密切相关,比如中美贸易联系。中美贸易失衡和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中美金融失衡和分歧。这种失衡表现为美国的借债消费和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这种分歧是指中国将失衡归咎于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和美元霸权,而美国则认为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模式和汇率干预为其获得的贸易优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国债持有国,这是中美双边金融联系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体现。这种债务关系对债权国中国和债务国美国带来了不同的担忧和影响力,并因此成为中美金融竞争的一个重要维度。

第三个重要维度是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相关国际机构和国际规则中的地位和作用。全球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可简单理解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合作解决全球性的金融问题。非国家行为体虽然广泛涉及个人、金融企业、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等,但在诸多主体中最重要的还是国际金融机构或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如IMF和世界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银行业领域里的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委员会、证券业领域里的国际证监会组织、保险业里的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会计行业里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等等。其解决全球性金融问题的主要方式是制定和推行具体问题领域内的国际金融规则,如《巴赛尔协议》《保险核心规则》《证券监管目标和原则》等。因此,中美在这些国际机构和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会为其带来国际权力,也因此成为中美金融竞争的场所。

除了上述物质层面的竞争维度外,观念层面的竞争是常被忽略,却是十分重要的第四个维度。金融观念既指宏观上指导金融发展的主流观念,也指微观上的金融见解和知识。国家层面的金融观念竞争主要存在于金融发展主流观念的竞争。金融发展主流观念往往与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和模式高度关联。在二战后全球金融治理中,美国是绝对的金融主流观念塑造者,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固定汇率观念的塑造和之后的浮动汇率观念的再塑造,20世纪80年代美国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国内观念和偏好的国际化,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金融自由化观念的全球传播等等。在当前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的背景下,金融和经济发展主流观念和模式的竞争存在强化的可能。

二、中美金融竞争的现状

在中国经济持续崛起的背景下,中美在上述四个维度的金融竞争态势渐强,但不同领域内的竞争内容、程度和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和美元的竞争体现在货币功能和战略影响两个层面。从功能的角度而言,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总体在提升,但出现波动和起伏。人民币与美元在国际结算、国际投融资和国际储备等方面的基本竞争形态已经初步形成,但当前人民币对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替代作用有限。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衡量人民币国际化总体程度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在2015～2016年期间达到了峰值,随后在2017年触底,并于2018年创新高后再次下跌。在国际支付中,从2013年7月以来,美元一直是最重要的国际支付货币,其所占份额在2015年12月达到最高时的47.87%,2019年9月却降到了40.51%,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增长到了1.95%,成为第5大国际支付货币(2019年9月)。在国际官方外汇储备占比中,美元占比从2016年第二季度的65.36%下降到了2019年第三季度的61.78%,而人民币则从1.07%增加到了2%。

美元国际货币功能的相对弱化并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结果。从数量上而言,上述美元在国际结算、国际投融资和国际储备中份额所下降的部分,远大于人民币相应份额的增加部分,所以人民币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功能替代十分有限。例如,从2015年12月到2019年9月,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减少了7.36%,而人民币的份额仅增加了0.35%。从具体的货币功能而言,人民币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的支付中,尤其是跨境货物贸易,在国际投融资和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作用本来就比较弱,替代美元的相应功能更是无从谈起,譬如,人民币国际债券和票据在国际债券总额中仅占0.44%。从本质上而言,美元国际货币功能弱化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政治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结构性调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弊端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并诱发了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变革。

从战略层面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是中国宏观战略转变的体现。步入新时代后,中国的宏观战略经历了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转变,人民币国际化正是这种战略转变在具体问题领域里的体现。于是,人民币国际化也从市场选择的一种经济现象,变成了国家选择的一种政治行为。市场选择是依据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而国家选择更倾向于关注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权力。人民币国际化可对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进行有益的补充,在市场选择的状况下,人民币和美元有和谐共存的空间和可能,市场主体将依据需求和偏好选择不同的国际货币。相较之下,货币的国际权力往往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历史上,无论是英镑与美元的国际权力竞争,还是马克和日元与美元的国际权力竞争,都反映了同一个现象:主权国家有无限追逐国际货币权力的天然偏好,且权力不与他国分享。于是,人民币和美元呈现出了一对相互矛盾的关系:人民币和美元国际货币功能的互补和合作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而其关于国际货币权力的竞争将为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危机,进而不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

其次,中美间双边债务关系及其潜在权力竞争变得愈发突出。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在2008年以前的较长时间里,日本一直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的持有量位于第二位,且持有规模较日本有较大差距;在2008年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其规模在2013年11月一度超过了1.3万亿美元,到2019年11月中国依然持有1.16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持有的巨量美国国债引发了一些担忧:其一,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结构非常不合理,绝大多数都是一年期以上的长期国债,收益率较低且波动较大。以十年期美债为例,其收益率随市场波动变化较大,在2008年以前基本维持在4%以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收益率不断下跌,2020年2月10日的收益率仅为1.56%左右。其二,中国以美国国债方式在美的投资面临更多其他经济风险,且美债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的份额过高,不利于风险分散。除了上述收益率波动外,美元贬值、美国债务危机、通货膨胀等因素都会给中国持有美债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带来风险。虽然国家外汇管理局2018年年度报告显示,美元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从1995年的79%下降到了2014年的58%,且这一比例很大可能在持续下降,但美元和美国市场依然是中国外汇储备及其投资的主要选择。其三,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加强了中国对美国的金融依赖,并可能成为美国要挟中国的筹码。有学者认为中美金融关系中存在“美元陷阱”,即美国可能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威胁或损害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

由于上述担忧,近年来,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在下降,减持美债已成为一种主流的观点。按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年平均量在2013年达到峰值(约1.28万亿美元),随后逐渐下降,2019年前11月的平均持有量已下降到约1.11万亿美元,这至少说明中国政府卖出美债的数量大于同一时期买入美债的数量。鉴于此,相关政策和学术研究开始讨论抛售美债是否已成为或可能成为中国制约或报复美国的重要武器,即“美债武器”。所谓的美债武器即通过在短期内大规模抛售或威胁抛售美债使美国的利益受损,或以此要求美国政府改变相关政策或行为。无论是美债陷阱还是美债武器都体现了中美在双边金融关系上的分歧和竞争,其竞争的恶化必然对双方的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三,虽然超国家组织和国际规则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扮演愈发重要的作用,美国依然是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事实领导者或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这种影响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如在IMF中的事实否决权、在很多重要国际机构中的创始成员国地位(如国际清算银行)、美国公民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重要职位(如世界银行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另一方面表现为美国在主要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主导作用。例如,美国将其国内关于银行业监管的政策偏好转化成了国际银行业监管规则,并由此推动了《巴塞尔协议》的制定和不断修订,美国国内关于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自由化的博弈直接影响了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因此,当前关于美国霸权衰退的论断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里体现得并不明显,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由历史、文化、权力、观念等多重因素所决定的,不会因其在个别国际机构中的投票权下降而立即改变。

同理,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亦非朝夕之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依然是一个后来者和追赶者。中国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同样表现在两个方面:与全球金融治理国际机构建立正式的联系;接受和执行主要的全球金融治理规则。正如一项研究所示,虽然中国已与40余个主要的全球金融治理国际机构建立了正式的会员关系,并很好地执行了主要的国际金融规则,但是,中国还不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引领者,且与美国在其中的潜在竞争是十分不平衡和不对等的,即美国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国,而中国还在学习和接受这套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体系。这种实力和影响力的差距是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竞争相对缓和的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美通过国际制度的竞争往往不是直接对抗式的,国际制度自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促进国家间合作的功能,这会缓和中美间的竞争和对抗。

第四,中美金融竞争的另一个更加宏观的维度是中美经济模式之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的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将其创造这一奇迹的道路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内外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解释中国特色,其中“中国式发展型国家”的观点引起了较多共鸣。“中国式发展型国家”的解释强调政府的能力、发展观念和市场干预手段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在金融领域表现为金融抑制,即通过政府干预推动金融业发展,引导资金流向重要或需要支持的行业。在诸多不同的解释中,“政府干预”几乎都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之一,中国发展道路较之欧美市场经济模式的差异也成为普遍共识。于是,存在可以推而广之的“中国模式”的观点逐渐传播开来,甚至蔓延到超越经济发展的其他领域。在当前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出现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的竞争态势愈发清晰,而这在金融领域里具体表现为关于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的主流观念的竞争变得更为突出。

三、审慎性的差别管控策略

市场层面关于经济利益的金融竞争往往会激发金融创新,增加金融活力,促进金融发展,而国家层面关于国家利益和金融权力的竞争则往往会破坏国家间的金融合作,进而不利于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和国际金融稳定。因此,对中美金融竞争的管控既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金融稳定的需要。但是,由于上述中美金融竞争在不同维度的差异和特点,中美金融竞争管控也必须要采取相应的审慎性差别化策略。

一是延缓人民币与美元的战略性对抗。人民币国际化虽不是解决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根本问题的终极方案,但有助于缓解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问题是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内外部目标矛盾,即所谓的“特里芬两难”。具有国际货币功能的美元拥有“嚣张的特权”,而这种特权被广泛地视为国际货币体系,甚至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问题。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也是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依然无法同时兼顾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双重目标。在超主权或非主权国际货币短期内并无现实可行性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及与其相关的国际货币多元化,有利于遏制美元的特权,弥补美元国际货币功能的不足,增加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在国际货币功能的视角下,人民币国际化既有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需求,也有增加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外部需求。

但是,主权国家货币的国际权力属性决定了主要货币间关系的竞争性与对抗性。国际货币权力可理解为一国通过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影响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思想或行动的能力。由于国际货币权力主要来源于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货币国际化便成为获取国际货币权力的必经之路,这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的崛起国都会采取货币国际化的战略,且都会遭遇货币霸权国的极力阻挠和遏制,一个经典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元的打压。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元与人民币的竞争不可避免,对抗趋势渐强。这种竞争与对抗已超出了货币功能的范畴,而是关于货币权力,甚至更广义的国际地位和国际权力。

虽然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以来都并未曾为中国崛起提供有利的国际金融环境,譬如对中国汇率体制的指责,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质疑,对中国资本账户管制的批评,以及其他莫须有的“中国威胁论”等,但是美元和人民币战略竞争的加剧,将更加恶化中国崛起的国际金融环境。如前所述,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中美货币竞争的表现,美国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为中国带来了贸易优势,而中国认为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霸权导致了中美贸易失衡和全球金融危机。因此,管理美元和人民币竞争可能带来的危机,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争取更长时间的有利外部环境,必须要延缓美元和人民币的战略性竞争与对抗,强化其基于市场选择和货币功能的互补与合作。当前人民币与美元的竞争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功能性的,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战略性的。因此,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性地位,可能在短期并不会遭遇美国等主要国家的阻击,而在国际权力结构调整和国际秩序变革的背景下,任何反映人民币与美元在战略层面存在国际货币权力竞争的话语、政策和行为,都将加剧美元和人民币的对抗。

二是慎用美债武器。在中美债务关系上,中国通过减持美债和逐渐去美元化的策略逐渐摆脱可能的“美债陷阱”,但同时,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将美债武器化的观点和做法并不可取。首先,使用美债武器对中国弊大于利,得不偿失。若要将美债变成中国威慑或打击美国的武器,中国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抛售美债,这一操作将直接导致美债价格的大幅下跌,中国持有的美债将因此蒙受较大损失。同时,抛售美债会诱发美元贬值,人民币相对升值将给中国的出口行业带来压力。此外,在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大量抛售美债,失去美国金融市场,中国的外汇储备将面临巨大的保值和增值的压力。有研究分析了抛售美债后中国持有资金的三大可能去向,即换回人民币、购买他国国债或购买境外非国债资产,这些方式都存在较大的风险。即使美债武器真能对美国的金融体系带来破坏性影响,这种影响将通过美元和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而迅速传导到全球,中国崛起的国际经济环境将进一步恶化。

其次,美债武器破坏力有限,不足以实现中国威慑或制约美国的目标。虽然中国持有美债的绝对数量较大,但事实上美国外债占其总体债务的比例才近30%,中国持有美债占外国持有美债总量仅约16%,占美国总债务才约5%(截至2019年末)。中国抛售的美债很可能被活跃的美国国债市场所吸纳,庞大且高流动性的美国金融市场和强有力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将抵消或稀释抛售美债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学术研究也认为,大国间债权债务关系对彼此的影响被夸大了,中国凭借其债权国地位对美国施加影响的效果有限。美国国防部办公室2012年7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评估了中国抛售美债可能对美国产生的影响,认为美国完全有能力应对中国的抛售,美国的国家安全不会因此受到威胁。另一种可能性是中国与其他美债持有国合作,同时抛售美债,通过增加抛售美债的规模提升美债武器的破坏力。然而,外国持有美债的情况呈现出中国和日本两足鼎力的局面。以2019年11月的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为例,在持有美债规模前十的经济体中,日本和中国排前两位,其所持有的规模是其他排后8位经济体所持有的数量之和,且在这些经济体中,有可能和中国合作抛售美债的经济体仅有香港和巴西,但其所持有的规模依然有限,日本、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很小。

再次,使用美债武器很可能会引发美国金融报复,甚至诱发超越金融领域的更大规模中美对抗。美国是世界上最常使用,也是最善于使用金融制裁的国家,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套对其他国家、经济体或个人进行经济制裁的国内政策程序。尽管中国大量抛售美债的行为可能并不会对美国金融和经济体系产生实质性的破坏,但确实在政治上传递出了一种敌对情绪,并可能触发美国针对中国的金融制裁程序。美国可能对中国进行金融制裁的具体领域和手段主要包括:冻结或没收中国个人、组织或政府在美国的资产,通过控制“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切断中国的国际支付清算通道,限制或禁止美国金融机构与中国银行的业务往来等等。这些金融制裁往往还以反洗钱、反核扩散、反恐怖主义、知识产权保护等为名,以获取国内和国际的合法性。虽然中国经济崛起已使其积累了较强的政治经济实力应对美国金融制裁,且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减少美债持有量、降低中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推动人民币原油期货交易等措施,中国金融和经济呈现出去美元化的趋势,其独立性和抗风险能力加强,但是,中国仍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良好的国际环境,推动这些措施的深化。

最后,使用美债武器不符合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定位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无论是出于自我保护还是利益拓展,美债武器的使用都将使国际金融体系陷入动荡。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就处于调整期,国际金融体系的动荡将加剧国际秩序的不稳定,使更多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利益受损,这不符合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培育和提升基于道义和责任的国际话语权。管控中美双边债务关系可能出现的危机,要谨慎看待中国对美国的债权地位,既不能因为对美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受其裹挟,也不能以抛售美债为武器发起主动的攻击。一个合理的选择是渐进有序地减持,但依然维持一定数量的美债。这既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上有必要性,因为美国金融市场在短期内依然将是相对安全的投资选择地,也在国际关系学上有合理性,因为维持中美金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联系和依存,比切断其联系(或所谓的“脱钩”)更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是深度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虽然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竞争是通过相关国际机构和国际规则的间接性竞争,但有效的竞争管控有利于全球金融治理的良性发展。管控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中美竞争,维护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稳定,既需要正确处理好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和规则的关系,也需要正确认识和运用创建新制度的策略。一方面,坐视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陷入危机并不是正确的选择,应积极防止全球化危机向金融领域蔓延。IMF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出现信任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改革这些机构的呼声更加强烈,且已经出现了一些制度变革,如IMF投票权和份额的调整。虽然中国等新兴国家依然不满于改革的进展和程度,但不能忽视这些机构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大肆推行逆全球化政策,全球治理很多领域的多边国际制度都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维系全球金融治理的多边国际制度,通过渐进式的变革推动其去欧洲中心化和去美国中心化,并更加客观地反映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全球金融发展的客观需求,才真正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此外,排斥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金融规则也很不妥,提升中国国际规则设定和创新的能力则更为重要。现有国际金融规则几乎全是欧美国家或其主导的国际机构建立的,这些规则自然主要体现欧美国家对于金融监管的认知和需求,但这绝不是中国排斥现行国际金融规则的理由。一方面,欧美金融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最重要构成部分,排斥这些国际金融规则将使中国金融体系在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遇到更多阻力。因此,学习、接受和执行这些规则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这种接受不是不加甄别的全盘接受,因为针对欧美金融体系所设计的金融规则必然没有考虑和反映中国的具体国情。国际金融规则的本地化,甚至基于现有国际金融规则进行改良和创新,并向国际社会提出“中国方案”,才是中国面对国际规则的正确方式。例如,中国相关金融监管机构主导建立了保险业里的“中国风险导向偿付能力体系”和银行业里的“中国版巴塞尔协议 III”监管政策框架,这些中国金融规则既参考了相关的国际金融规则,更尝试体现中国的具体情况,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些创新的经验。

另一方面,尝试通过建立或强化新的制度完全取代传统国际金融制度尚不可行,“建制”行动需谨慎推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努力中,中国除了积极呼吁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制度外,还尝试建立新的国际制度。这一行为被称之为“金融建制行动”,例如创建、强化或升级金砖国家合作机制、“10+3”机制金融合作、上海合作组织金融合作和亚投行等。从规模、功能及其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和领域而言,这些新制度目前还只是传统国际金融制度的补充,不足以将其替代。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建制”行为既会引发不同制度间的竞争,如亚投行和其他涉及发展融资的国家、区域或国际制度的竞争(譬如与美国国际发展融资机构的竞争),更会激化主要国家捍卫其制度性国际权力的对抗,如美国和日本拒绝加入亚投行,并通过多种渠道阻挠亚投行的发展。全球金融治理领域里国际制度竞争的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国际支付体系。如前所述,美国金融霸权的一个重要筹码是对SWIFT和CHIPS等国际支付机制的掌控,近年来欧盟开始筹建“特殊目的实体(SPV)”体系,中国也启动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建设,这些“建制”行动直接挑战了美国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权力。可以预见,随着SPV和CIPS的规模扩大,美欧和中美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权力竞争将被激化,甚至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对抗。

全面且深入地接纳和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先成为现行体系的局中人,再谋求改变其不合理之处,方为中国推动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使其更多反映中国和新兴国家需求的可取之道。这至少需要中国提升两种融入国际社会的能力:一是学习和应用现行国际金融规则,并将其进行本地化创新的能力;二是向国际社会表达需求,传播“中国方案”,培育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这些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外交能力和技巧的体现,是推动中国金融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更是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实现中国全面崛起的重要手段。

四是规避模式之争。“模式”是指事物的标准式样,“中国模式”应指中国发展的经验所呈现的一种经济发展的标准式样。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是不盲目照搬任何模式,亦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干预和压力,充分考虑自己的国情。在国际社会推广中国发展标准式样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发展道路所呈现的基本经验,也没有充分体现中国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原则。因此,“中国模式”的话语无法充分表达中国发展经验和中国智慧对世界的贡献,反而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相较之下,“中国方案”更好地表达了中国用自身经验和智慧助力国际问题的解决,但又并不强调中国经验的唯一性和标准化。

模式竞争往往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带有较强的经济意识形态色彩和战略意图。例如,“华盛顿共识”明确地将其认为有效的欧美模式强加到发展中国家,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危机。将中国的发展道路塑造成与“华盛顿共识”分庭抗礼的“北京共识”会强化中美间的战略竞争,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和平意图的质疑。当前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陷入危机,这便是其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强调标准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后果。因此,中国并不需要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模式,而是需要用中国的经验和智慧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避免中美模式之争带来更大危机和动荡。

四、结 语

在国际实力和权力格局调整的背景下,中美间的竞争尤为引人关注,潜在危机的管控十分必要。中美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国际体系中的不同角色,其对国际体系稳定性的诉求并不一样。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试图通过制造混乱改变国内经济的颓势和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下降的态势,这些政策既是特朗普政府实现其国内政党政治目标的需要,也是美国国际战略改变的体现。于特朗普政府而言,制造中美对抗是其实现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并遏制中国的手段;而于中国而言,中美对抗的强化将极大地改变过去几十年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这一环境虽并不是一直完全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但相对和平,且中国已逐渐适应了这一体系,获得了发展。国际体系的变革是有成本和负面影响的,既有的主导国必将尽力转移变革的成本,而正处于经济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可能需要承担更多变革成本和影响。作为经济发展的粘合剂和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如果发生危机将带来更大的影响,中美金融对抗正是潜在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中美金融关系的几个关键领域里,中国需采用更加谨慎的策略和政策,度过国际体系的动荡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维系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

（本文转自：《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张发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期责任编辑：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