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说，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是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据本国国情逐步重视全球价值及全球主义，并将其与维护中国利益相兼顾、相融合来看待全球事务，应对全球问题的实践原则、战略机制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法，是中国对全球治理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兼顾了现实主义的国别关注与理想主义的全球关怀，包含国内国际两个层次且彼此一体化的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所强调的国家利益不是以损害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代价，而是与人类福祉递增同向而行的，即中国所主张的国家利益是依据全球价值，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其次，中国所倡导的全球治理是包容的、和谐共生的，各行为体应量力而行地共担治理责任和共享治理成果的，是相对的、平等的和公正公平的，而不是绝对的、排他性的，更不是歧视性的，因而就自然地涵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治理主体的各方利益。再次，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是着眼长远、规范当下、设计未来而处理国别利益与全球价值（或利益）间的矛盾和问题。国别利益与全球利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在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内有时会发生冲突，但是从较长历史时期看，全球利益常常是有利于国别利益的。反之，牺牲全球利益，最终将损及国别利益。

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凸显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演进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

一、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演进的基本轨迹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演进过程中的重大转折。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的成熟与优化，为形成“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提供了理论前提与方向指南，两者彼此支撑，共同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复兴事业，为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

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演进过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是在中国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与逐步完善过程存在着一个“被规范（学习）→借鉴规范（内化）→修订与创新规范（反馈与创立）→践行新规范（示范）”的基本演进路径。

（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的适应阶段（较为被动）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彻底结束一边倒向第三世界为主的外交战略，放弃了注重意识形态外交而实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开启了逐步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阶段。这个阶段，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整个过程的（基本路径）前两个节点“被规范（学习）→借鉴规范（内化）”，总体上处于被动局面。

实际上，中国从冷战的两个阵营和两个市场的对立中跳出来，开始借鉴全球化的有益规则、经验与方法，逐渐融入到全球治理体系中去。但这个时期基本上处于中国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转型升级的肇始阶段，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必须要按照全球治理的通行规则与机制去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对外交流，以至于中国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还出现了一个热词“与国际接轨”概念，且一直流行了近20年，尽管其间也有人主张全球应“与中国接轨”(1)，但这种主张始终不是主流。比较“与国际接轨”与“与中国接轨”，也能一定程度地反映中国在全球治理舞台上的角色被动的适应性较大、主动的引领性较小。

“与国际接轨”也一定程度地要求中国依据公认的国际规则、国际机制来修订自己的相关规范和机制，将全球价值（利益）下的国际法、国际惯例等因素融入到中国内政外交的制度中去，当然，这是根据不同时期中国自身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之需来进行自身调整——适度渐进而为的。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调整阶段——借鉴规范（内化）→修订与创新规范（反馈与创立）

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达到基本适应国际通行指标与规范及机制的程度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国际化改革的被动历程行将结束。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中国自身发展，也是作为世界主要行为体为全球治理作出相应奉献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进程的重点是从国际社会“学习”来调整和完善自身而已。接着，中国在持续为国际社会提供相应责任的公共产品时，也反馈式地促进、帮助国际社会修订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中已滞后或过时的规范、机制与体制。这是因为，一方面，全球治理规则、机制等范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实践的进步会出现相应的制度性滞后；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地位与政治角色的变化，也需要全球治理体系在机制建设与制度创新上能兼顾到中国这样的国际行为体的客观变化。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的主动作为阶段——修订与创新规范（反馈与创立）→践行新规范（示范）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所面临的问题日益增多和日益复杂化，全球治理要求中国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但全球治理体系在与时俱进与革新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既阻碍了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际行为体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又因自身问题而治理效率低下，不断遭到国际社会诟病。美国等老牌的全球治理引领者，随着经济的相对衰落而逐渐更多地关注国家（利益）价值，背离甚至抛弃全球治理规则和机制的全球价值，致使全球治理格局处于调整的十字路口。中国融合性地兼顾了全球治理的价值定位与改革开放的自我价值标准，提出了全球价值取向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合作共赢的构建和谐世界的倡议和总体国家安全要求，力图对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为此，中国不但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系列物质公共产品，而且，在美国退出诸如全球气候治理《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全球治理平台的前提下，中国迎难而上地践行自己的承诺。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上不仅开倒车，还构建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稳定计划、印太战略，来蓄意围堵和遏制中国。西方大国的逆全球化活动逐渐猖獗、国家利益至上主义泛滥，冲击着全球治理的良性运行，阻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也日益对中国核心利益构成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推出了参与全球治理的“一带一路”宏大方案。

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发展新阶段的具体反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是根据自己国情和全球化动态的具体情况而提出的综合性全球治理方案，既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合理诉求，也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价值追求。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新时期中国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来践行自己的全球治理观。

作为当今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虽然中国社会进步及所创造的福祉源于本国经济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但是中国的发展不是只顾本国繁荣富强的，还要关切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及公平正义。习近平同志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中国的发展要构建和谐世界，关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作为顶层设计的中国国家建设指导思想——将治国理政紧密结合全球发展的大趋势并定位于全球价值。

首先，应对全球经济政治安全挑战，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世界目标

自中国加入WTO之后，改革开放力度与速度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迅速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广度空前扩大与深度不断递增时，中国相应地在全球担负治理义务与维护本国利益的责任也同时增大与加重，因而统筹规划并协调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总体发展战略也提上了日程。

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西方大国认为中国的勤俭节约所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它们在原有的政治经济同盟基础上，又单独打造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为中心的两洋经济同盟，即实行同盟的经济职能与军事职能专门化。美国奥巴马总统时期，以打造两洋经济同盟为依托来掌控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权，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修订权及其话语体系，而且在亚太地区推行“再平衡”战略，既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发展的重大隐患，也直接威胁到中国经济政治安全(1)。2016年岁末以来，欧美逆全球化浪潮泛滥，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在2017年粉墨登场，开始了特朗普执政时期：退出《巴黎协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推出亚太稳定计划和印太战略（表面上代替“再平衡”战略），英国脱欧及法、德、意等欧洲国家极右势力猖獗，其间混杂着国际恐怖主义泛滥扩大化，中东乱局和难民问题，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联合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等等。

因此，从应对挑战和谋求长远发展着眼，中国要兼顾全球价值与本国利益，设计出内政外交的中长期实践框架——“一带一路”倡议来参与全球治理。

其次，用中国的优势资源向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践行中国所承担的大国责任及承诺

在实践上，“一带一路”倡议是沿着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逻辑而参与国际事务的，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在当代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的形成过程中，逐渐改变、修订了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对全球治理的过时观念，容纳了全球治理中有利于中国长远发展的合理因素，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中国适时参与全球治理作出了越来越科学的合理安排。

针对国际间社会发展不平衡，亚非拉地区欠发达国家资金短缺、科学技术水平低和管理经验不足、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由这些问题带来的经济发展迟滞、贫富差距大、人民贫穷、社会矛盾激烈、国家和地区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等，中国在提出睦邻富邻的倡议后，2013年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它沿着中国对外古丝绸贸易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以中国一些重要的古丝绸贸易集散地为中心和起始点，向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辐射。其中，古陆上丝绸之路，主要是以中国古代内陆的一些对外经贸发达城市为起点，向西和西南辐射，途经中亚、中东到达欧洲地区，并与海上古丝绸之路汇合；海上古丝绸之路，大致从中国东南沿海起始，途经东南亚、南亚、海湾地区、东非、北非，到达地中海、黑海地区进入欧洲。但当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则在古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向南太平洋地区延伸，向非洲中西部、西欧拓展，甚至延伸到美洲及大西洋两岸，囊括了美洲大陆及非洲大陆。围绕以“经济合作来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这个核心，“一带一路”倡议也要促进相关成员国间信息联通、文化交融、民心相通，以便维护地区和平、全球安全与稳定，最终促使沿线国家和地区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首倡国，更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撑力量——不仅提供资金和技术、管理经验与方法，而且还要提供相应的配套人员培训及文化交流服务。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不是独角戏，中国已经吸引了众多发达国家参与其中，与这些国家提出的一系列不同名称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进行投融资、科技合作和安全协作，最终达到中国搭台、多国唱戏、大家共赢。

再次，“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由被动阶段向主动阶段转变的重要标志

最明显的标志是，“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首倡并自主设计的较为具体的全球治理方案。它的基底是中国经济政治元素，而不是像以往中国申请加入已有的国际或地区合作框架，需要调整自己去适应他者。在理念上，“一带一路”倡议秉持着改革开放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致力于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求同存异的和谐世界、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的中国主张，来柔性修正现有全球治理格局的不合理部分。在策略上，利用中国的优势——产能、资金、技术、市场和人力资源等，来弥补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不足与短板，同时吸纳发达国家加入其中，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并共享红利。在措施上，采取双边或多边协同推进、多领域多层次全方位合作的方法，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特点设计出具体区块协作方案。已经付诸实践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中巴经济走廊，以及对柬埔寨、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桥梁、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援助。同时，还对相关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教育、医疗、经济管理及文化的配套人才培训及资金支援。最为典型的是，无论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还是中巴铁路及中缅铁路建设，甚至在网络信息工程方面，都是按照中国的建设标准而施工，按照中国的营运规范而管理。而最能体现中国经验与中国效能的是，这些具体项目的落地，极大地提高了当事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水平，改变着当地的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定与实施，以中国元素为基调，按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与“共同发展”境界的求同存异理念，为沿线的中国周邻及亚非拉等不发达地区打造出一个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构建和谐关系的跨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平台，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由“较为被动”向“积极主动”的重大转变，体现了由“学习与借鉴”到“产出与创建”的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新发展。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特点

（一）“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由较为偶发的零散性朝着成建制的体系性方向演进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阶段性实践，基本上呈现从零散性到区块化再到体系性的衍化过程，这与中国综合国力增长而提升了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息息相关。

在冷战的坚冰期，中国参与过全球治理，但不是全球性质的，而是反美帝，后来又是反苏修的参与全球治理；不是求同存异的全球性协作，而是以意识形态划界限的、具有一定的对抗性。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摒弃意识形态外交，参与全球事务的实践在全球的协同性逐渐加强，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也与发达国家合作。但是，毕竟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头10—20年，是由摆脱贫穷落后实现温饱而逐步迈向小康生活门槛的阶段。这个过程中的前10年，中国自己都难以保证全民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甚至很多地方还长期存在饥寒交迫的现象，这种状况制约着中国大规模地对全球持续提供公共产品，只能是零星的应急性的参与全球治理，比如对全球某些地区或国家提供救灾实物与有限资助。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才逐渐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表面上是中国的外交实践，实际上与中国的综合实力提升密切相关。到了2010年之后，我们不仅参与亚丁湾护航，而且适应“一带一路”倡议实践，中国在吉布提修建军事保障基地，在巴基斯坦兴建瓜德尔港、在斯里兰卡扩建港口、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口租借泊位及修建基础设施，且与希腊合作对其比雷埃夫斯港进行修缮并租借。这些只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冰山一角，帮助相关国家兴建铁路，招标合作开凿运河，招标建设东南亚及南亚一些国家铁路及港口并合作开发与利用，合作进行矿产资源的开采及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铺设，还有大量的贷款援助项目、投融资项目、文化交流项目、旅游合作项目、医疗援助计划，等等。“一带一路”倡议展现出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系统地、规模更大地对全球治理提供数量更多且质量更高的公共产品。

（二）“一带一路”倡议是包容中国利益与全球价值的创造性实践

全球是由各个国家和地区所组成，中国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因此在理论上的全球价值与中国利益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一致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价值与国别利益汇合点的典范之作。

近现代全球化总体进程及趋势是从愚昧、野蛮逐步趋于日益开化和文明，但这一过程因国际社会中双边、多边国际关系的多变而越来越复杂化，很多国别性、地区性问题也越来越衍生为全球性问题，而且日增日重。诸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发明与实用化扩散、全球气候与环境恶化、跨国新型病毒升级变异和疫情大规模蔓延、国际恐怖主义暴行日益泛滥等，人类文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严重地威胁着地球的存续。21世纪以来，中国作为置身于其中的重大全球治理行为体，在全球问题国内化、国内问题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现实中，已经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中国不得不从全球性认知路径的价值选择方法来考虑与应对全球问题、来推进全球文明进程，以便能够获得较长期的良好国际环境保障，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设计与实践，针对全球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探索应对之策，来谋划全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它既符合多极化全球治理的共识性国际诉求，也发展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理念，将构建和谐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到具体实践的层面。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展示了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综合考虑中国利益和全球价值的宏大视域——将人类文明进步所涉领域作为整体来聚焦全球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结合中国推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前瞻全球可持续发展，规划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彰显中国的全球和谐共处共荣理想，从而创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其中的关键点是：将人类文明的整体良性演进及全球福祉提升，与中国谋求自我长远发展互为条件、有机融合。

（三）“一带一路”倡议从中国的角色折射出当前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态势

所谓全球治理格局，是指在一定时空中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全球治理主体间关系的结构。它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各种行为体力量经过一系列不断消长变化与分化组合，使得原有的行为体力量结构从量变发展到质变，从而形成一种在较长时期内相对稳定的较新的行为体力量结构，即构建出相对稳定的行为体间关系结构及态势。一种全球治理格局的解体，必然是由于行为体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致使其稳定的结构或均势被打破而无法维持现状所造成的。全球治理格局是处于绝对变化和相对稳定中的，这种变化往往通过具体的全球治理实践来展现。

在经济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治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领衔的七国集团因为自身实力相对下降，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中俄领衔的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重要性开始提升。二十国集团（简称G20）从1997年设置以后的将近10年，几乎难以按照设置时西方大国所宣称的G20将代替八国集团的主要功能来发挥作用，直到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才正式启用G20机制召开峰会，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即便如此，美国仍然不甘心放手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权，美国不仅领导和维持了八国集团（2014年3月之后又变为七国集团），而且作为全球治理的最强大行为体和主导者，美国开始主动采取措施，力图保住领导角色，从而推出了TPP、TTIP，企图改造或以此空心化世界贸易组织等原有全球治理的经济秩序，并在亚太地区推出了“再平衡”战略来遏制新兴大国，管控并利用盟国，力图长久维持与扩大美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单极霸权。尽管特朗普执政后强调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强大，美国退出TPP和退出《巴黎协定》，但仍未正式终止TTIP谈判，并对中国实行更强硬的经济外交策略，展现出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逆全球化苗头。这些都反映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治理格局的动荡与变化。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全球治理行为体，自身实力在发生着阶段性质变。以中国为代表的G20新兴全球治理行为体的力量增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实力相对下降，但仍竭力要保持其独大的领导地位。

在军事安全方面，在欧洲方向上，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东南欧安全事务上一家独大，到21世纪以来逐渐转变为在乌克兰危机中与俄罗斯呈现难分伯仲的拉锯战，而且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半岛纳入国家版图以来的态势，表明了俄罗斯已逐步扭转其在20世纪最后十年内的被动局面。在中东方向上，从苏联解体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基本上是中东重大事务中的绝对“大当家的”，这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中东事件中能够得到较为有力的体现——美国在对中东地区的单边治理实践上，具有排他性且达到了很高的意志实现度。1990年代中俄等其他全球治理多极化力量在同期的同一重大事件中，基本上是难以实现自己的原初意志的。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一方面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一方面对俄罗斯进军中东的对美竞争出现了疲于应付势态，尤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出现了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被动局面。在亚太方向上，美国将从战略围堵中国的“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转变为特朗普政府的亚太“稳定计划”及印太战略，从操控“南海仲裁”失败又转为营造美日印准同盟来威慑中国，暗自怂恿印度在领土纠纷上越界冒险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红线，同时利用台独势力、中日领土争端、朝核问题等牵制中国。这些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霸权角色发生了力不从心的变化趋势——当代全球安全治理结构中的美国力量相对衰落，而中国力量崛起，处于相对上升状态。

在上述全球治理的现实中，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及其部分盟国的警惕性阻滞。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对冲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亚太“稳定计划”和印太战略；美国起初不但自己不愿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及亚投行，还游说阻止其盟国加入。然而“一带一路”倡议不但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和申请加入，还随着英国加入亚投行，众多美国盟国也纷纷加入和准备申请加入，2019年4月意大利不顾美国阻挠，正式成为七国集团中首个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说明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结构的重要力量，其实践力、影响力已经难以被美国刻意阻挡得住了。更明显的是，2017年，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美日韩在最后时刻，羞答答却很不情愿的赶上了末班车——最后时刻该三国宣布派代表参加峰会；2019年第二届论坛的参会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人数都比第一届更多，议题和签署的合作协议更多更广泛更深入。“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代表了全球治理结构变动中要求建立多极化全球治理格局的力量，为争取改变不合理的全球治理状态，努力打造一个协调治理全球的平台，也相应地反映了原有治理主体间的实力消长所衍生的角色转变势态。“一带一路”倡议凸显当今全球治理格局演化中的中国角色：要求建立多极化的全球治理秩序，引领全球治理格局朝着民主、公正、合理、公平的方向发展。这与要求建立单极化全球治理格局的力量及其实践构成竞争与矛盾，从而凸显当代全球治理格局（见下图）处于两种趋势三支力量角逐的势态：要求单极化趋势的力量，即要求建立一家独霸的全球治理格局；要求多极化趋势的力量，即希望建立民主、公平、公正、合理的共赢的全球治理格局；中间游移力量，即不定期从要求多极化趋势的力量或从要求单极化趋势的力量中分化出来的力量，常常“唯利是图、相机而动”地游移到前两种趋势力量的某一方，并加入其中，从而削弱另一方。将要求多极化趋势的力量与要求单极化趋势的力量相比较，前者松散性较强、规则与机制性较弱，容易被分化瓦解。

“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表明，中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角色是积极主动的，已经基本改变了被动局面，显示了阶段性两种趋势——多极化趋势与单极化趋势并存，三支力量角逐的拉锯战势态。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判定冷战两极格局瓦解以来全球治理格局是多极化趋势明显，也不能简单地、模糊地认定当代全球治理格局就是多极格局或就是单极格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阶段性角色变迁，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全球治理格局演化的阶段性特征。“一带一路”倡议见证着中国对全球治理格局合理化演进正在积极地作出举足轻重的贡献。

（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中的“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着复杂的国际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实践，由于关税问题，种族、民族及宗教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与资源禀赋，历史包袱、债务状况，等等，不可避免地出现多元而复杂的风险。此外，它还面临着当代霸权国家及其同盟所构建的种种羁绊和挑战，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得到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行为体的广泛认同与支持。

在国内，“一带一路”倡议是应对中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期间诸多问题的伟大创举。其中，要促进国内社会发展，就必须解决已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还容易产生新的问题。“一带一路”是推进实现“中国梦”伟大复兴进程的长期宏大工程，它要面对并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官员腐败、法治改革、经济增长、分裂分离主义及恐怖主义势力滋扰等一系列老问题和新矛盾。

在国外，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治理行为体，几乎都是为了从中获得经济效益和促进本国社会发展——由利而合作是主要的聚拢因素。其中不乏有参与者与中国存在种种矛盾，它们需要搭上“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顺风车获取一己之利，却害怕中国的强大及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可能“隐形入侵”损及本国利益。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者米娅·班尼特（Mia M.Bennett）认为，俄罗斯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中国的投资对俄罗斯愈发有吸引力，这就使得俄罗斯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带一路”工程的实施地。这些“一带一路”工程项目建立在中俄能源合作和两国长久以来的交通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之上，中国在这些合作中充当了投资者的角色，但两国彼此之间存有的戒心由来已久并在冷战时期达到顶峰，这可能会使项目的实施充满挑战。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投资，不仅利润小，还因大多数对象国或地区社会不稳定，使得中国注入的资金和人员安全时刻面临着风险，如东南亚某些国家、中亚及中东的恐怖主义活动带来的社会动荡不定，都经常危害着中国投资项目及中方人员和设施的安全。最具有挑战性的是个别霸权国作为全球治理的强大力量，其亚太战略对中国实行围追堵截和遏制，一边间接地给中国制造麻烦，一边直接对中国施加压力，并对中国国内的分裂分离主义势力给予策应与暗中支持。加上其他竞争性行为体对华采取孤立和牵制措施，特别是东方个别非发达的大国，始终主观歪曲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巴经济走廊等举措对其构成威胁，从而协助霸权国及其亚太重要同盟遏制中国，并在亚洲、非洲等地分别实施“香料之路”战略、开设非洲开发银行、采取“东向战略”，这些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迎面相撞，不仅对冲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践，还威胁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放的人员与财产安全。

不仅负面因素出现在一些国际关系的实践中，而且在学术圈内也产生了担忧、否定，至少是对“一带一路”怀疑的思潮。有英国学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改变着地缘政治，突出中国的主导作用，瞄准了在中亚、东南亚以及向欧洲扩展的利益，从而压制和排挤其他大国的主导权。另一些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否定或批评的观点，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洪宇（Hong Yu）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中国不再韬光养晦，而是一反被塑造的态势，却要改变世界，表现为要在塑造世界格局中主动出击势头。布鲁塞尔大学的乔纳森·霍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赢为名头，却野心勃勃地期望打开其他国家和地区经贸大门，已经使得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市场和投资份额稳步增加，对欧洲造成挑战。这也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在国际上引发了担忧、反对甚至抵制的种种杂音和思想。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引发的负面声音与问题不是孤立的，这是由当代全球治理的行为体间联系日益紧密而导致的全球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全球化、信息边疆逐步消失所造成的。经济层面上，西方大国及其盟国在对华贸易及金融方面施压，危害中国经济稳定与产业发展；在安全层面，中国内部的分裂分离主义势力及恐怖主义势力与国外仇华力量相互勾结，西方大国及其所谓东方友国利用达赖集团、疆独、台独及港独等滋扰和阻止中国推进统一大业的进程；在文化及价值观的中外交流层面，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输出和引进的不仅仅是有形的产品，中国的实践会与沿线相关国家及地区的文化理念及价值选择导向发生碰撞。如果对这些文化间“非同质”关系处理不当，会产生矛盾甚至冲突，反过来可能会阻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影响中国形象，甚至会损及中国利益和文化安全。

（五）“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中国的国家总体安全要求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三维一体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家总体安全要求与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三者融为一体。

“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上落实着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1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演讲时说：“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针对近年来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浪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经济全球化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不能因为少数国家和群体的反对而走回头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是全球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于人类共生于同一个星球上，各国同处于同一个世界中，在谋求本国利益时要兼顾到他国的关切，追求本国繁荣应促进他国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从全球价值出发，强调全球治理不同行为体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应该构建和谐世界，即经济与环境稳定且可持续均衡发展，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样化进步、互信的全球安全——营造全球治理多极化格局。

逐渐崛起的中国，必将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那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就不仅仅局限在国内，更加需要全球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自然环境优化等全人类生活与存续的安全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的首要重点是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的可持续性，这当然也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要求的最重大关切。而“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正是将中国的发展安全和生存安全与全球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生存安全进行对接与融合，是将中国发展机遇转变为全球发展的机遇，将中国安全与全球安全治理紧密连接起来。“一带一路”倡议是将中华传承至今的经典文化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计利当计天下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些“天下”人文情怀，应用到谋求中国福祉同时也造福其他国家人民的战略思维中，这理所当然地也要求中国安全与全球安全互为条件。这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沿着更加公平合理的“包容发展、权责共担”路径行进，同时也借重全球治理的公正性要求，来倒逼中国去改革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滞后”部分。

从逻辑上说，一个国家如果认识到人类的命运同舟与共，那么它的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就必然息息相关了，其思考较长历史阶段的国家利益积增，就必然要关注全球价值和人类共同福祉的可持续增长。从实践上讲，中国从零散的偶发的或局部的应对非典与埃博拉疫情、援助东南亚大海啸……到参与全球气候巴黎协定等，直至构建和推进实施宏大的长远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的具体实践逐步进入到更加高级的成建制的、体系化的新阶段。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对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演进新阶段的现实反映。中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不是采取以邻为壑的方法，而是以全球治理中各行为体的合作共赢作为前提的。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力争各参与方共建、共进、共享与共荣，共谋一个包容、平等、民主、和谐与合作的全球治理新格局。

四、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从解决问题与谋求福祉上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向各参与全球治理的行为体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纵观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的演化进程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几乎都是围绕着维护中国核心利益、谋求国家富强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核心，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全球环境；“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倡导全球治理的重要方案，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应对全球贫富差距所滋生诸多全球问题、恐怖主义蔓延、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等，将中国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相连，促进世界共同繁荣与人类不同文明协同进步。“一带一路”倡议兼顾了中国利益与全球价值，从长远的宏大视域来增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福祉，并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的愿景是极其美好的，但其实践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的困难是常态化的，潜在的危险与现实挑战不仅是难以避免的，更是错综复杂的。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也时刻考验着“一带一路”倡议设计者们与实践者们的全球治理智慧。

（本文转自：《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钮维敢，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委党校江苏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本期责任编辑：马田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