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了99周年诞辰。这99年，是一部宏大的历史，而宏大历史中的一些细节，让人在回溯过程中，触摸到兴衰成败的秘密。 

本文摘编自金一南2017年11月演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这是一支99年前的创业团队。

1921年公司注册，资本金接近于0，靠共产主义的故事拿到了苏联的天使轮和A轮，历经艰辛打败了西方跨国公司和国内强有力的竞争对手，1949年10月1日在主板市场上市。

1921年，初创团队在上海召开团队成立的第一次筹备会，在上海召开期间被同行业垄断对手不断地干扰，后转移至一艘船上顺利完成注册。初期注册资本接近为零，靠着马恩列的商业计划书，拿到了北极熊创投的天使轮和A轮。

1924年，为了打破传统行业的垄断，联合了友商发起新战略，但是由于友商的恶意陷害和投机行为，造成了最终计划的失败。

1935年，在多次项目地推受到竞争对手打击之后，纠正了团队内海归所领导的错误路线， 选出了行业内天才CEO作为领导核心。

1937年，东洋大财团妄图以强力的措施兼并中国市场，消灭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对手。团队上下联合一切力量，巩固用户市场。

1945年，击败了东洋财团的不正当竞争，东洋财团彻底被驱逐出中国市场。

1947年，国内竞争对手，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友商，撕毁了公司联席合并发展的协议，通过各种恶意营销和强行干扰用户的行为，引起了广大用户强烈的不满。

1949年，在广大用户的支持下，通过拿下了决定性的三个市场的份额，并最终一鼓作气， 击败了竞争对手。

1949年10月1日，在北极熊创投等投资机构支持下，在北京上市，正式加入全球市场。

1966年，团队中几个投机分子为了一己私利，试图摆脱团队领导核心，妄以要挟公司创始团队，开展了长达十年上上下下的公司内斗。严重扰乱了用户市场。

1976年，投机分子的图谋被曝光揭露，接连数位团队早期联合创始人相继逝世，公司情况面临重大机遇调整。

1978年，几位公司早期联合创始人临危受命决定复出，一致认为应转变以高层斗争内耗和基层地推停滞的局面，将整个战略目标转移至提升用户体验和实现利润增长上，采取资本入股、商品入股、技术入股等方式，开放引入国外投资机构的模式。

1992年，转变了持续数十年的公司管理体制，开展公司市场化发展。

1997年和1999年，成功地收回被国外集团长期兼并的两个子公司。

2003年，面对高速增长的公司规模和业绩，领导层提出了团队良好健康持续发展的规划，要求强调以用户体验至上，树立市场的全局观念，强调产品和市场的协调统一。

2012年，新一届高层领导班子上任，此时的团队实力更为强大，面临着更为重要的挑战。为了使公司内部更具有竞争力，强有力地开展了团队内部大考评，欺压员工的、爱用潜规则的、欺上瞒下的、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不合格员工都被调查，屡教不改顶风作案的被要求离开团队。 净化了团队内部不和谐的因素，又端正了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使之更有竞争力。

2015年，国际市场的飞速变化，使得整个团队也面临着重要的机遇，领导层创造性地提出了互联互通的跨国产业链建设规划以及成立以本团队为核心的投资银行。

积极开展跨地区、跨行业的合作模式，将自己团队的优秀技术和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地。在广泛的用户中，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目前市值已超过10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辉煌99年，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他们当之无愧为史上最牛创业团队！

这个段子故事来自网络，但最初的版本来源不是别人，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1949年，全国即将获得解放，毛主席给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去了封信。当时李达在南方，由于要通过国统区，毛主席担心信被识破，于是就用暗语给李达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来参与经营。

关山远：这才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真正原因！

文︱关山远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华每日电讯”（ID：xhmrdxwx），原文首发于2016年6月24日，标题为《延安与西安,两宗命案看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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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起事件，在当时的西安和延安都分别引起了满城风波，但两人接下来的命运并不一样：张钟麟杀妻后，依旧在胡宗南那里当他的团长，继续带兵操练。而吴海兰一家四处控告，最终找到了西安的妇女协会，后者又将此事告到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处，而于凤至则直接把状子递给了宋美龄。“第一夫人”正在热火朝天搞新生活运动呢，一看团长杀妻，这还了得，于是向蒋介石告了“御状”。蒋介石也是大怒，下令将凶手送南京军事法庭查办。 

张钟麟在大牢里蹲了一年后，被判处死刑，但蒋介石表示不予执行——毕竟张钟麟是“天子门生”，黄埔四期毕业，又一直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任职，很有才干。他继续在牢里蹲着，全面抗战开始了，“校长”以国家急需人才、将功赎罪为由，将自己的得意门生释放了，官复原职，上了战场。 

在蒋介石看来，在为张钟麟奔走的“黄埔系”看来，一个女子，命如草芥，哪能跟“党国栋梁”金贵的命相比？

张钟麟逃过了死刑，为了再努力逃过杀妻恶名，他以字为名，改为“张灵甫”——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名字了。 

相比之下，黄克功案的判决则是“从重从快从严”，他在1937年10月5日夜间枪杀刘茜后，翌日被逮捕，10月12日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人为黄克功求情——黄克功虽然只有26岁，但资历很深：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从一个红军战士，一步步升到旅长位置。

黄克功是个猛将，尤其是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大功——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深得毛泽东青睐的战将。娄山关之战，是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后进行的关键一役，红军摆脱了当时的被动局面，毛泽东也在此役后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等待判决时，黄克功上书毛泽东，恳求戴罪立功，在法庭上他也表示如果难逃一死，愿意死在战场上，“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

黄克功案发生时，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在泾阳誓师后开往前线抗击日寇。各部队到前线后迅速壮大，都向延安打电报要求多给他们派些干部。像黄克功这样立过大功又能打仗的干部，自然很受欢迎。但是，找毛泽东说情的，还有建议减刑的，都被拒绝了。 

史料显示，当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还原此案的电影《黄克功案件》有这么一个细节：审判结束后，参与审判的陪审员合议时，抗大训练处处长李兴国坚决不同意对黄克功判处死刑，他认为，黄克功是革命功臣，“不要说一个刘茜，就是十个刘茜、一百个刘茜，也抵不上一个黄克功！” 

应该说，这是当时不少红军指战员的看法，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一百个黄克功也比不上共产党员和红军的纪律与荣誉。

雷经天同志：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在电影《黄克功案件》中，雷经天宣读完毛泽东的信之后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判黄克功死刑，就是判了我们未来的死刑！”说罢，他敲响了操场上的一口大钟。剧终。 

这是一个艺术化的结尾，但点明了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力量来源——从严治党。这四个字，既是宝贵经验，也可称得上是血的教训。 

193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从江西瑞金发出了一份在中共历史上罕见的“格杀勿论”的“通缉令”，结尾是：“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顾顺章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此人工人出身，敢打敢杀，多才多艺，曾被党组织选派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受训时间虽不长，但他凭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回忆录中称其为“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应该说，顾顺章为党的事业作出过一定贡献，但时间一长，就骄横起来，露出流氓无产者的本性，简而言之，“无组织，无纪律”。自我放纵到何种程度？1931年3月，他完成护送任务后，在武汉勾搭上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在武汉登台表演魔术，大受欢迎。但恰恰就是因为公开表演，被认识他的特务发现，结果被当场逮捕。顾顺章迅速叛变，导致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包括中共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 

顾顺章事件的惨痛教训是：组织往往过分看中一个人的才干，却忽略了纪律教育，有时为了让他多干事，无视甚至默许他拥有某种“特权”，比如顾顺章“吸鸦片”“玩妓女”，结果小恶膨胀、特权反噬，差点导致组织覆灭。

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专门写过一篇《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她在文中反思道：“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是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 

顾顺章唯一的照片（左）和他写的《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来源：网络）

但这种自我批评，谈不上深刻——蒋介石仍然固守着以自我为中心，根据部属对他一个人的忠诚来衡量是否对“党国”忠诚，李济深、陈铭枢、白崇禧、李宗仁等确实都是他的政敌，但就确定是中华民国与国民党的叛徒了吗？蒋介石始终未能处理好个人与党与国家的关系，所以他用人不可能“五湖四海”，他的圈子主要以“黄埔系”为主。如果是像陈诚、汤恩伯这种又是黄埔系又是浙江籍的，那就是“校长”朋友圈里的绝对心腹了。 

蒋介石对“黄埔系”的偏袒，是出了名的，在职务、装备、后勤、作战等方面，他习惯性地给予“黄埔系”种种特权，而“黄埔系”则效忠于蒋介石个人，其中不乏为之效死力者，比如张灵甫。蒋介石看重的是对他的忠诚，至于是否忠诚于公平正义，是否忠诚于法律道德，才不管呢。所以，即便是残忍杀妻的张灵甫，他也能够赦免，反而还为这种赦免而自认为熟稔了“帝王术”——我有你把柄，又对你有恩，你能不拼死效忠我?

但历史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可怕的自私。 

英国作家乔纳森·芬比著有一本《蒋介石传》，书中有很多细节值得玩味，比如蒋介石与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密切关系，书中有这么一段： 

“孔(祥熙)的职位对于这位财政部长的贪得无厌的妻子(宋)霭龄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她会趁她的丈夫在家讨论政策之机获取一些秘密消息，然后通过她的各种各样的投资工具大赚一笔，包括一个杜月笙是其合伙人的机构。但事情也并非总是进展顺利，在号称法币的国家货币被引进四川省之前，宋霭龄把这条内部信息透露给了那个黑帮首领，而后者随即将它作为一个巨大的投机该省银元的机会。不幸的是，由于误解，他的损失惨重。杜的赔偿要求被这位财政部长拒绝了。‘那天晚上，’一位英国顾问弗里德里克·莱希-罗斯回忆道，‘一个头等尺寸的棺材被六个参加葬礼者放在孔博士的家门口。’第二天，中央银行即开会同意补偿一位遭受兑换损失的‘爱国公民’。” 

把棺材摆到财政部长家门口来进行恐吓——这就是蒋介石的黑道朋友与他的连襟之间的混乱故事，街头流氓无赖的把戏，居然在掌握巨大资源的权贵之间上演，可见世道糜烂之程度。蒋介石一直给予杜月笙各种特权，例如让这个鸦片贩子当上了上海市禁烟局的局长，乔纳森·芬比在书中将此评价为“最具讽刺意味”。 

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封面印着一个问题：“从统治中国到失去江山，为什么会是蒋介石？”作者试图给出多种答案，比如评价蒋介石“擅用派系矛盾，任人唯亲，并且容忍对其政府的被摧毁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腐败与道德沦丧。” 

蒋介石到台湾后，还总结了这么一条失败的教训：共产党有纪律，国民党没纪律。 

这一点倒是很深刻。

不能否认张灵甫在抗战中的贡献，但能够因此就忽略他杀妻的罪行吗？不少人进行了选择性的遗忘与美化，津津乐道于张灵甫的英武，还有他最后一任妻子的美貌，而惨死于菜地里的吴海兰，魂归何处？

假设一下，如果黄克功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像张灵甫一样“戴罪立功”，走上抗日战场，他完全可能再立赫赫战功，用敌人的血，来冲洗自己手上沾着的那位女学生的血——那位自己爱过却无法得到的女学生。他会成为英雄，甚至有人会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进行表扬与自我表扬：我早说过嘛，十个刘茜、一百个刘茜，也抵不上一个黄克功！

黄克功是功臣，刘茜只是个平凡女生，当黄克功在井冈山和长征路上浴血奋战的时候，刘茜还在她的山西老家过着安逸的小日子，但是，这就意味着她的生命比他的生命廉价吗？简陋的各方面并不完备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说：不，黄克功是功臣，但功臣并没有逍遥法外的特权。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何况，“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在黄克功被执行死刑4年后，延安又处决了一名曾经的红军英雄肖玉璧，这个身上留有90多处战斗伤痕的“老资格”，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无视法规，滥用职权，贪污腐化，后来竟发展到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部队，引起极大民愤。

被依法判处死刑后，肖玉璧不服，也要求中央看在他过去的战功份上，让他去抗日战场戴罪立功。但死刑同样执行了，《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1940年，在贫瘠的延安，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至今忆起，依然经典，依然警醒。 

延伸阅读二：

奔赴井冈山的这群年轻人，是什么让他们不畏死亡? | 关山远

文 | 关山远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华每日电讯”（ID：xhmrdxwx），原文首发于2018年6月15日，标题为《80多年前，奔赴井冈山的这群年轻人，是什么让他们不畏死亡? | 关山远》。

在井冈山星罗棋布的革命遗址参观，墙上一张张肖像照和简单的生平介绍，看得越多，心愈发一揪一揪地疼：他们生卒的“卒”，大多是1928、1929、1930、1931……这些在20多岁、30出头就牺牲的烈士，永远凝固在一张张清晰度并不高的黑白照片中，有些人，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他们是一群有着浓重悲剧意味的英雄：他们播种，却不问收获。他们为了胜利而奋斗，却没有等到胜利的时候。他们在无尽的黑暗中高举火把，却在日出东方的前夕，永远闭上了双眼。

死亡，始终是人类的终极恐惧。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常说“好死不如赖活”，“蝼蚁尚且贪生，为人何不惜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聚集在井冈山的这群年轻人，是什么让他们不畏惧死亡?又是什么，让他们的生命价值，超越了死亡?

烈士肖像和生平介绍（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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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井冈山莽莽苍苍的山林中，红军著名将领张子清溘然长逝，年仅28岁。

古希腊悲剧中，有一个“阿喀琉斯之踵”的故事：无敌的英雄阿喀琉斯，浑身唯一一处“死穴”是他的脚跟，结果被帕里斯一箭射中此处而死去。张子清的致命伤，也在脚跟。

1928年3月，毛泽东率部下井冈山迎接朱德。4月18日，在草铺湾追击逃敌时，张子清左脚踝骨中弹负伤。10天后，朱毛会师。因为缺医少药，张子清脚踝骨中的子弹一直未能取出，伤口感染，他坚持在担架上指挥战斗，但因为伤势太重，这位参加过秋收起义、辅佐毛泽东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年轻将领，长眠在这片大山之中。

张子清是湖南桃江人，名门之后，他的父亲张建良先后参加了同盟会和湖南新军，当上了江道区少将司令。张子清文武双全，他本来可以凭借父亲故旧的关系，到美国留学，却走上了井冈山。

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初期，张子清率部作战大小上百次，多次挽救红军于危难之中，堪称毛泽东的“左丞右相”。

张子清在红军中的地位如何?毛泽东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两个团)师长时，张子清任参谋长兼一团团长；朱毛会师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宣告成立，下辖三个师，张子清任11师师长兼31团团长，此时，林彪还是一个营长。　

熟悉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的人如今说起张子清，都会叹息：假如，当时有一针青霉素就好了；假如，张子清不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必是元帅……

但是，历史，哪有那么多“假如”?

张子清烈士塑像（来源：网络）

假如卢德铭没有牺牲?

卢德铭，四川自贡人，由孙中山亲自推荐入黄埔二期，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营长，后又升任团参谋长。秋收起义时，他是总指挥。在起义部队遭到挫折时，他坚持支持毛泽东改变攻打长沙、转向山岭中进行武装割据的主张，支持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为掩护部队前进，卢德铭被敌军一颗子弹击中右胸后牺牲，年仅22岁。毛泽东痛惜不已，叹道：“还我卢德铭!给我3个师也不换。”

假如王尔琢没有牺牲?

王尔琢，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一期生，1927年，他参加北伐，时任团长，蒋介石派人游说他：只要加入国民党，就擢升军长。他拒绝了，参加南昌起义，上了井冈山，屡立奇功。1928年8月25日，王尔琢追赶被叛徒袁崇全裹挟的两个连，将他们劝回了红军队伍，但自己却遭袁崇全开枪射击，英勇牺牲，年仅25岁，时任红四军参谋长。

假如王良没有牺牲?

王良，重庆綦江人，黄埔五期生，参加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他作为连长取得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毛泽东挥笔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后来他作为师长，全歼敌军第18师，活捉敌军师长张辉瓒。毛泽东又写下“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1932年，他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时被冷枪击中牺牲，年仅27岁，时任红四军军长。

假如他们没有牺牲：黄公略、伍中豪、刘畴西、王展程、宛希先、何挺颖、寻淮洲、刘作述、刘辉霄，还有年仅24岁便成为我军第一位总参谋长的朱云卿?

……

真的是巨大的牺牲：井冈山斗争时期，48000多名烈士长眠于此，只有15744人留下姓名。苏区时期，兴国县23万人，参军参战的有9.3万余人(正式参加红军的5万多人)，牺牲的烈士共5万多名，有姓名可考的23179名，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的12038人，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官兵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党员人数400多万，牺牲的党员烈士也近400万……

今天，在宁冈茅坪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5月)旧址，墙上悬挂着当年43名出席代表名单。新中国成立后，名单上只有7个人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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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年代，生存，还是死亡，偶然性很大。读井冈山那段历史时，不时会想起“命运”二字。冲锋时，撤退时，或者，就是在行军的时候，敌人一排枪打过来，有的人中枪了，年轻的生命就此凋谢；有的人没有中枪，此后成了开国将军。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军衔，当年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群体，可谓将星璀璨：十大元帅中有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林彪5位，十位大将中有粟裕、谭政、黄克诚3位，还有14位上将、20位中将、众多少将……这些还不包括一大批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在新中国成立后调离军队到党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谭震林、滕代远、何长工等人。

但就在这一次授军衔前，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提到段德昌这个名字时，毛泽东顿时两眼泪花，汇报不得不改日进行。段德昌是湖南益阳南县人，1921年就与毛泽东结下真挚友谊，他与贺龙、周逸群一起创建了湘鄂西苏区，他还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和革命引路人，26岁就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军长，被誉为“常胜将军”，遇难时年仅29岁。

毛泽东本人，在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也多次遇险：1927年9月，在前往指挥秋收起义的路上，毛泽东被地主武装团防队抓住了，准备押往民团总部处死。

若干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讲述了自己脱险的经历：“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米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

追兵过来搜索，差点就发现躲藏在草丛中的毛泽东，直到天黑才放弃。毛泽东光着脚连夜翻山越岭，才脱离险境。

在江西瑞金叶坪，毛泽东居室外有一棵大树，敌人飞机扔下的一颗炸弹，居然悬在树上没有爆炸，今天，当地人把一颗炸弹模型挂在树上，来纪念那个有惊无险的瞬间。在长征路上，毛泽东率军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时，遭遇空袭，敌机扔下的炸弹这次炸了，警卫员胡昌保将毛泽东推开，自己牺牲了，轻易不流泪的毛泽东，此刻泪流满面。

长征途中，突遇敌机轰炸，警卫班班长胡昌宝为保护毛主席壮烈牺牲。图为胡昌宝牺牲时的情景。（来源：网络）

中国工农红军早期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1929年2月2日凌晨，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差点集体遭遇不幸。

当时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从井冈山一路转战至赣南的寻乌县，在圳下村宿营。2日凌晨，敌军突然冲了进来。枪声响起来时，毛泽东刚醒，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

粟裕后来回忆说：“凌晨，我们受到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那次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林彪当时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他拉起队伍就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军直机关被抛在后面，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情况十分紧急……”

毛泽东反应迅速，听闻枪声后，趁拂晓昏暗，敌人不注意，立刻带领前委机关和手枪班越过居所旁边的小溪，撤往村东南的山上。陈毅、江华、谭震林等从前门冲了出去，战斗中，陈毅险些被俘虏，一个敌人揪住了陈毅的大衣，陈毅顺势把大衣脱下盖住敌兵的整个头部，飞快地跑走了。

朱德被敌人包围，激战后只带着一个警卫突围了，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为了掩护朱德，手握双枪，边打边退，不幸腿部受伤被捕。她后来遭受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2月12日，被敌杀害于赣州卫府里，时年26岁，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伍若兰是湖南耒阳人，牺牲时还带着身孕。残忍的敌人把她的头颅挂在了城墙上，后来放在一个竹筏上顺赣江而下“沿江示众”，并写上“共匪首领朱德妻子伍若兰”。朱德一直怀念伍若兰，粟裕回忆说：“我们看到朱军长把伍若兰同志为他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着，很受感动。”

伍若兰烈士塑像（来源：网络）

圳下战斗，惊险无比，差点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命运。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感慨道：“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儿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历过一次次生死考验的胜利者，其实也是幸存者。巾帼英雄曾志晚年在病榻上以回忆录的形式写成的一部自传，名字就叫作《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曾志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她也参加过圳下战斗。1998年，曾志逝世后，骨灰安葬在井冈山小井一处小山坡上，不远处，就是当年她工作战斗过的红军医院，以及惨遭敌人杀害的130多名战友的集体墓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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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3日下午，井冈山脚下的莲花县，35岁的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在刑场不断怒斥敌人、发动群众，敌人暴跳如雷，用匕首割掉刘仁堪的舌头。他浑身是血，无法言语，却用脚趾头沾上鲜血，在站立的方桌上，写下了“革命成功万岁”几个大字。

中共党史军史上有许多类似这种壮烈的瞬间，用自己的死，来接近奋斗的目标。

坚信革命能够成功，坚信自己的奋斗有价值，坚信自己的死亡将成为走向胜利的铺路石——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蔑视死亡、超越死亡的原因。

“我这样做，为的是革命，你以后会明白的。我走的是正路，虽然这条路我走不到头，但最后一定有人走到头!”——这段话，是肖国华在狱中对妹妹所说。

肖国华是江西省吉水县人，中共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共井冈山党组织创始人龙超清的入党介绍人。她家境优越，父亲在江西教育界有超卓地位。她被捕入狱后，家人各方奔走，监狱答应：只要她在自首书签字，就能保释。但她拒绝了，她认为信仰比生命更重要。她被残忍杀害时，年仅30岁，孩子还不到3岁。

像肖国华这样的出身，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她3岁就由伯父作主定下亲事，6岁被迫穿耳缠足，在南昌读师范期间，却被逼着辍学提前与半痴呆的富家子弟结婚……她在黑暗中无法呼吸，渴望打破这个旧世界。她信仰共产主义，宁肯死，也不放弃信仰。

当年，汇聚井冈山的，有赤贫的工人农民，也有留学生、大学生、富家儿、官宦子弟……明明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无比危险、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道路，但他们毅然走下去，因为这是一条信仰之路。

红军万岁雕塑（来源：网络）

1936年春，28岁的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在突围中身负重伤，不愿被俘，拼死搏斗，被敌人割断了脖子。

蔡会文是湖南攸县人，蔡家堪称当地首富，但他成了“叛逆”，革命从自家开始，开仓分谷，由此带动了攸县的农民运动。参加秋收起义后，来到井冈山，迅速成长为优秀的红军将领。

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坚持战斗，极端困苦的环境下，他与战士谈心，拿自己举例：我是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不搞革命，完全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家里搞家业，享清福，可为什么偏偏要钻进深山吃苦?就是因为我相信共产主义，我要为它的实现奋斗终生。现在革命并没有失败，只是处于低潮，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不能悲观失望，更不能动摇叛变……蔡会文牺牲后，他的忠骨至今都未能找到。

红军将领胡少海也出身于湖南宜章的首富之家，是县城人人羡慕的胡家“五少爷”，却因从小目睹社会不公平、穷人命运悲惨而发誓要改变中国。

1928年1月，他利用自己“五少爷”的身份，与朱德里应外合，打下了宜章城。他的首富父亲暴怒，登报以五百大洋缉拿“孽子”。胡少海并非不孝顺父亲，但人的出身和时代都不能选择，他告诉前来劝说的弟弟：我只能离开自己的家，投身革命的家，跟着共产党去扫清天下的不公。1930年8月6日，红二十一军军长胡少海在前线中弹牺牲，时年32岁。

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一个“价值观集团”：有着共同信仰，共同价值观。正因为如此，那么多人，在生与死的关头，在苟且偷生与坚守信仰的抉择中，甘愿为捍卫自己的信仰而放弃宝贵的生命，甘愿成为共产主义的殉道者。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梅黎明在《走读井冈山》一书中写道：“在井冈山，毛泽东硬是用信仰，组建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愿意革命的留下，为革命吃不了苦的，为养家糊口的，不愿意革命的，你都可以回去，发路费给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追求?自觉自愿。你不认同信仰，不强迫你，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认同了，那就留下来，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来实现这个信仰。”

1934年冬天，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的江善忠，在江西兴国县长冈乡一座山崖被敌人团团围住，他打光子弹，拒绝诱降，纵身跳下山崖前，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下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

信仰为什么会有力量?人生短暂，但信仰能够让人的生命价值，超越死亡化为永恒。

这种力量一旦凝聚，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道：“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火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陈毅安和李志强的合影（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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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井冈山，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知道自己的同志随时可能牺牲也甘愿牺牲，为什么自己偏偏还冲锋在前?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看到了陈毅安的信，这位红军骁将，写得一手好字，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最可笑的就是我去学炮科，你恐怕我去打仗而死了，没有什么价值；你又说你毕业后出来当教员，把一些青年子弟要教成爱国化，来为国家流血。你不愿你的爱人流血，而要别人去流血，这真是笑话了。你的学生将来他没有爱人吗?父母吗?兄弟吗?他不是中国人吗?他就应该去血战吗?假若他的爱人死死地不要他去流血，那中国就无可救药了……你说不要糊糊涂涂地死了，这也不错。但是为了革命而死，为民众谋利益而死，是不是糊糊涂涂呢?假若是的，那中国一定没有烈士，革命也永远不能成功。”

这是陈毅安写给自己的恋人李志强的一封信，这位革命者的逻辑非常清晰：自己不流血，只希望别人去流血，那么，革命永远不可能成功。

肖像中的陈毅安，俊朗清秀，戴着眼镜，像个秀才。他是湖南湘阴人，黄埔四期生，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骁勇善战。李志强在长沙城里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就读，两人属于一见钟情。

对于年轻人来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美好的爱情，让他们幸福不已。但在陈毅安心中，比爱情更重要的，是革命。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唉!情魔，情魔!你把我们的革命性消磨了。我们是有阶级觉悟性的青年，担负了世界革命的重大使命，我们难道恋恋于儿女的深情吗?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吗?我们绝对不是这样……”

他还写道：“最亲爱的妹妹，你不要畏难吧!十八层地狱底下的中国，今日也得见青天白日了。眼见得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快要到坟墓里面去。一钱不值的我们，也要做起天下的主人了。努力!努力!前进!前进!我们的目的地终会到达啊!”

1930年7月，因伤从井冈山回乡养伤并结婚的陈毅安，告别了新婚9个月的妻子，担任攻打长沙战役的前敌总指挥。7月28日清晨，红军占领长沙全城，此役消灭湘敌八千余人，俘虏团长以下官兵近三千人，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攻下的唯一省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政治影响。敌军疯狂反扑，8月4日，在撤退中，25岁的陈毅安被敌人机枪子弹击中，彭德怀闻讯跑过来时，陈毅安已经停止了呼吸。

1931年3月，陈毅安牺牲8个多月后，李志强又接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是陈毅安的手书，她欣喜万分，抽出信纸——竟然是空白的。她失声恸哭。丈夫曾与她相约：“如果我哪天不在人世了，我就会托人给你寄一封不写任何字的信去，你见了这封信，就不要再等我了。”

陈毅安给李志强一共写了54封家书，李志强悉数精心保留，终身未改嫁。他们的故事，在残酷岁月绽放人性光辉，更显悲怆。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如是感叹。他说：“有一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持这些说法的人应该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历程。”

没有人不知道：生命只有一次。革命者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他们的爱和怕，但他们往往别无选择。

毛泽建，毛泽东的堂妹，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女游击队长，写信总在落款处画一柄利剑。1928年6月，在一次突围中，她和丈夫陈芬同时被捕，丈夫的头被割下来装在笼子里，挂在耒阳城头“示众”三天。毛泽建被同志救出，但敌人很快反扑，她即将临产，只好藏匿在当地一位农妇家里，生下了儿子。她给他取名“艰生”，以纪念这艰苦岁月。由于孩子的哭声惊动了民团，毛泽建又一次被逮捕。

敌人抓到了毛泽东的堂妹，如获至宝，但如何威逼利诱，一无所获。敌人开始动用酷刑，仍然撬不开毛泽建的嘴巴。

临刑前，毛泽建对前来探监的陈芬姐姐说：想见见儿子艰生。她不知道：因为没有奶吃，艰生早已夭折。陈芬的姐姐只能从老乡家借了一个婴儿送给她看。毛泽建抱着婴儿亲个没完，陈芬的姐姐不忍心告诉她真相，只能放声痛哭。毛泽建就义的时候，只有24岁。

胜利，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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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琢牺牲后，红军在宁冈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笔拟就、陈毅手书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王尔琢烈士塑像（来源：网络）

这幅挽联，写出了如何告慰牺牲者：得到胜利！

那些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烈士，没有活到胜利的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但他们从此湮没于历史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他们的牺牲，不仅让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之中取得惊天动地的胜利，更给颓丧萎靡已久的中国注入精神力量，让渴望摆脱屈辱的中华民族完成了一次精神洗礼。

用毛泽东的诗性语言，那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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