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产能过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结构性挑战，压制了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扩张。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经贸摩擦与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安排相互交织，正在催化新一轮的全球价值链（GVC,globalvaluechain）调整，全球价值链调整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将在未来逐渐显现。
中国决策者新近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系统，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
这些战略的推进需要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大背景下顺势而为，面对全球价值链更加区域化、可能演化为“全球价值链网络”的趋势，中国应尽快在其中调整自身位置，打造新的“比较优势”；防止被孤立，推动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系统；尽快在价值链/产业链中向上攀升，锻造具有更强竞争力、更有韧性的产业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布局，将某一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全球配置资源的经营方式与片段化的生成方式通过快速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将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连接起来，在全球形成一个价值链条。1990年到2007年间，交通、信息和通信领域的技术进步，以及全球贸易壁垒快速降低都推动了跨国公司生产流程全球再布局，全球价值链的增长尤为迅速。
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和交通行业，以及在这些行业拥有专长的地区：东亚、北美和西欧。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均深度参与到了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之中，提供先进的产品和服务，并开展创新活动。相比之下，非洲、拉美和中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嵌入产品生产过程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环节，把重点放在加工装配等低端、有形的制造业生产活动上。中国是全球价值链扩张过程中最大的贡献者。如同第一财经研究院的ULC数据库显示的那样，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上，中国已超越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同时中国也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麦肯锡研究院择取了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分析了全球各国对中国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依存度。其研究发现，伴随着中国制造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尤其是在电子、机械和设备制造领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既是扮演“世界工厂”角色的供应方，近年来作为“世界市场”的需求方角色也越发重要。
并非所有高贸易强度的行业都依赖中国，一些强烈依赖本地需求且本地成分要求高的行业并不太依赖中国。以制药行业为例，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药品出口的4%、全球进口的3%。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高科技、资本品和服务出口等领域。因此，虽然中国高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总体而言，中国主要还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全球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度实际上要远超以往的一般观察。在过往的中美贸易研究中，通常使用中国中间品占美国产成品价值的比重来衡量美国对中国中间品的贸易依赖度。然而这种方法忽略了由第三国所实现的间接依赖度，例如，中国是德国、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国的主要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当这些国家向美国汽车制造商出售汽车零部件时，也会使用中国的中间品投入。鲍德温和弗里曼采用一个更广泛的指标来衡量中美在贸易上的完全依赖度，结果显示在中美汽车业的贸易中，完全依赖度远远超过被观察到的直接依赖度，且其增长速度也比后者要更快。
自2004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比重扩大了近2倍，德国和美国对中国投入品的依赖度大幅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和德国投入品的依赖度基本保持平稳，对日本投入品依赖度下降。这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把中国挤出全球价值链的难度远比想象中更高，全球价值链重塑的成本和代价也将颇为高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多重挑战已使全球价值链扩张停滞。首先，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最具活力的地区和行业的生产分散化已经较为成熟，而且全球出现普遍性的产能过剩，全球价值链上的投资扩张动能不足，2008年以前贸易拉动式的增长模式风光不再。其次，从各国政治与全球治理格局来看，由于以跨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收益并没有被广泛的民众所分享，导致在很多国家全球化变成了“政治毒药”，民粹式的“美国第一”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大行其道，促使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回流到本国或转移到新地区。发达国家民粹政治的反噬直接导致全球贸易改革步伐停滞，甚至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倒退。最后，随着科技发展，机器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制造业生产，追求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制造业转移日渐式微。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扩张已经陷入停滞，近20年来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的演化印证了这一点。马林和基里奇的研究指出，产能过剩背景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对发达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当经济不确定性增加300％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使世界不确定性指数增加300%），全球价值链活动（由富裕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来衡量）将减少35.4％。
在美国转向“美国第一”的贸易保护主义之前，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已经造成发达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制造业回流现象。2011至2014年间，美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中，制造业回流最为活跃的前四个子行业分别是化学制品、金属制品、电子电器产品和其他制造业，其中化学制品企业的回流最为显著。美国所采取的加征关税、科技禁令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加了跨国贸易成本，大幅提高中间品及产业链成本，影响了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决策布局，加快了部分产业链回迁与转移，引发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跨国公司更多地通过使用机器人而非将生产转移到工资更便宜的国家来降低成本。更多的贸易壁垒和更低的资金成本将加剧这种趋势，前者会让生产全球化成本更高，而后者会让新技术应用的成本更低。这种情况在金融危机后已经出现，并且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变得更加明显。机器人使用量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在金融危机前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根据马林和基里奇的研究，在金融危机前全球价值链与机器人使用是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市场环境较好的时候，企业通过增加机器人使用和推动全球价值链两个手段来降低成本与扩大生产规模。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与机器人的使用呈现明显互相替代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产能过剩时，机器人将更多地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替代品而出现。他们进而发现，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不确定性上升300％和利率下降30％，那么机器人的应用率将提高76％，并导致全球价值链显著收缩。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活动的破坏途径之一是通过影响全球价值链，放大了其对贸易、生产和金融市场的冲击。工厂关停以及运输困难导致中间产品的交付中断，严重干扰了实行实时生产（JIT）的制造业生产方式。疫情全球蔓延对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并购（M&A）等活动造成直接打击，这将进一步放缓全球价值链的扩张。中期来看，企业可能会尝试通过增加其供应商的地域多样性来降低供应链的风险敞口。同时需要警惕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成为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契机。全球价值链的扩张放大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破坏性。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中间产品的生产及运输遭遇延迟或停止，使得企业无法获得关键投入品的风险增加。许多生产率较高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者都高度依赖于及时交付投入和精益库存管理，但这些生产实践使身处全球价值链中心的国家成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约有一半的全球贸易是通过全球价值链流动的，这部分贸易非常不稳定，在疫情期间其下降幅度远大于总体经济活动的降幅。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将影响全球FDI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全球前5000家跨国企业（MNE）因疫情平均向下修正了30%的年内盈利预期，并且这个趋势仍将持续。受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为能源、基础金属、航空业和汽车产业。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盈利预期修正幅度最大，下修幅度达到35%，高于发展中经济体的20%。断崖式下滑的盈利前景将使全球FDI下降30%至40%，而跨国企业FDI是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深化的主要推动力。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鲍德温和弗里曼认为国际产业链对于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至关重要。从已经复工复产的亚洲国家进口数量庞大的个人防护设备和医疗用品极大地帮助了西方国家更加有效地抗击疫情。但是，西方国家许多政策制定者认为生产全球化导致了疫情时期本国医疗和生产物资的短缺。特别是许多国家出现了为了优先保证国内供应而对医疗用品实行出口限制的情况。此外，贸易的紧张局势被重新燃起，进一步扩大了贸易限制的可能性，一些重要政策制定者公开呼吁本土制造业自力更生以及全球价值链回流。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恶化很可能使全球价值链参与者重新评估现有生产网络的可行性，并尝试增加供应商的地域多元化，甚至是重塑生产网络。世界银行警告称，贸易限制可能会逆转全球福利收益，但却并不能解决疫情导致的供应可靠性问题，在世行看来，减少风险最有效的方法是供应多样化，这很可能包括重组供应网络和扩大海外供应来源。近期，博纳迪奥等人的研究指出，虽然制造业本土化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体施加负面影响，但美国、日本、德国却可以从制造业本土化中获益，这种不对称的关系意味着一些国家有足够的理由去推动制造业回流。中国制造伴随着全球产业链的扩张而崛起，全球价值链发展所面临的“逆风”成为中国制造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在2020年2月和3月对260位全球供应链主管的调研显示，33%的主管表示正在或计划在未来两到三年将部分货源地和/或生产活动搬离中国。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上升所导致的关税上升与技术贸易战是企业将货源地和/或生产搬离中国的最主要原因。企业重新进行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是增强供应链韧性。许多企业已经有了明确的行动方案将过去效率优先的单目标模式转向兼顾效率与韧性的双目标模式，使得公司未来拥有足够韧性的供应链来应对类似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和英国脱欧这样的冲击。调研还显示作为中国制造的替代国，越南、印度和墨西哥最受欢迎。除了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之外，一国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也会影响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且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较关税变化更为深远。据第一财经研究院的研究，过去二十年中，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ULC，生产每单位增加值所需要的劳动力成本，数值上升代表竞争力下降）均出现了快速上升。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正在被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所削弱。
从各国制造业ULC变化趋势上看，中美两国ULC都是呈现上升趋势的。但在同期，全球制造业ULC却出现了下降，尤其是制造业大国日本与德国单位劳动力成本持续下降，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所依赖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被削弱。金融危机后，中美ULC上升，而日本和德国ULC下降，意味着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之间的竞争力较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格局。具体来看，2000年时，在除交通设备制造业外的所有资本密集型部门中，中国的单位产出所要支付的劳动成本都低于美国。其中最具成本竞争力的部门是化学工业和金属冶炼工业，两部门的ULC水平都仅相当于美国的26%。到2017年时，多数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ULC已经超过其主要竞争者，虽然与美国相比仍然保有一定的竞争力，但却难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而除化工和冶金外的其他资本密集型部门，2017年中国ULC对比美国已没有明显优势。中国决策者新近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系统，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如何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大背景下推进这一重大战略？我们提出以下具体的应对政策组合：积极调整国内产业布局，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同时关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趋势，打造与制造业相联结的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软件等）和服务贸易“新比较优势”；并构建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布局。具体来看，中国应加快通用芯片的研发、设计和代工产业，加大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软件行业超常规发展，在增强供应链的灵活性的同时，补上产业链中的核心缺失环节。▲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在教育、医疗、软件等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同时加大对相关人才的吸纳力度，在税收、户籍、住房等方面给予有效的政策安排和补贴。
▲在WTO陷入危机的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并将在未来进一步加快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和调整。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问世后，墨西哥和加拿大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面对全球贸易规则区域化的新趋势，中国应积极行动。由于原有的中国10+3谈判机制进展缓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也面临挑战，除了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外，中国应尽快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作为战略重点，积极推进。部分地区可参照CPTPP的条文率先推动制度创新和开放的先行先试。东盟国家今年开始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一带一路”与东亚（包括日韩与东盟等）应被定位为优先的全球价值链区域，中国可重点扩展和加强与该地区的经贸关系及价值链融合。▲中国可以尝试通过自由贸易区/港的政策优势，打造数字化对外开放平台和基础设施，构建世界和中国的“数字经济中心”。通过数字化打造和世界的“战略链接”。打造数字化对外开放平台和基础设施，构建世界和中国的“数字经济中心”。考虑到WTO关于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的谈判推进缓慢，中国在规则竞争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可参考欧美“隐私盾”的做法，在特定区域重点推进和欧洲实现商业和一般个人数据的跨境流动，在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领域，逐步实现“零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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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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