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80—2017年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

东亚地区的经济转型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 被称为最早的“亚洲虎”。70年代, 韩国、香港、台湾地区及新加坡逐步实现了工业化而崛起, 之后是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效仿以上国家的发展模式, 大力发展工业生产,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用出口导向战略取代进口替代战略, 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发展。随后, 中国、越南、菲律宾先后加入了新兴市场集团。表1列出了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潜力指标。

在过去的30年中,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两倍, 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1985—2014年, 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8%, 整个地区约为5%;其中, 中国以近10%的年均增长率领跑, 除日本、菲律宾和文莱外, 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年均增长率均超过了5% (见表1) 。尽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但许多国家成功地克服了一些限制性因素, 重新实现了快速增长。同样, 席卷全球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对该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分析表明, 与南美洲和加勒比经济体、中东欧地区和欧元区相比, 亚洲市场的经济下滑并没有上述地区严重。

表1 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潜力指标 (2017年)  

注:a, 2016年数据;n/a, 数据缺失。数据来源:根据2018年世界银行统计数据绘制。

重要的是, 东亚地区经济持续增长提高了当地居民收入水平, 减少了贫困率, 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与健康水平也显著提高。1980—2017年, 东亚地区的人均GDP显著增加, 期间, 中国人均GDP增幅超过45倍、韩国近18倍、新加坡11倍、泰国10倍。

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使东亚各国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东亚国家或地区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区别, 可以根据收入差距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等级。其中, 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 中高收入国家包括马来西亚、中国和泰国, 其余大多数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菲律宾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 朝鲜仍然是东亚最贫穷的国家。

二、东亚合作与一体化的特征与演变

与欧洲相比, 东亚地区多元化特征明显, 历史上缺少融合主义的传统。殖民地时期,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抵牾甚至相互敌对, 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距。东亚一体化的过程可以说与去殖民化的进程一道开始。以东南亚条约组织 (SEATO, 1954年) 、东南亚联盟 (ASA, 1961年) 、亚洲及太平洋理事会 (ASPAC, 1966年) 及马菲印联盟 (MAPHILINDO, 1963年) 为例, 这些组织都反应了有关各方的不同目标和期望, 且受到二战后世界领土争端和两极对抗的影响。

然而, 当去殖民化后出现外部威胁时——原殖民国家企图维持东亚地区现状、冷战及意识形态对抗导致的军事威胁突出, 东亚各国、各地区都意识到了加强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当时, 中国政治权力的崛起和日本的经济扩张是强化东亚地区的国际地位、维持地区独立与自治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 1967年8月8日, 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 发表了《曼谷宣言》 (又称“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 , 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即东盟) 的成立。尽管一些国家出于政治原因并未加入东盟, 但东盟的系列区域合作机制已对它们产生了深刻影响。

东盟的活动原则是促进地区合作, 尤其是区域各国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其创始人在《曼谷宣言》中明确表示, 东盟发展的参照是欧洲共同体。但是, 受当时政治局势——中南半岛形势、越南战争、柬埔寨问题——的影响, 东盟改变了最初设定的目标, 转而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直到20世纪80年代, 经济合作优先的原则才开始确立, 并在90年代获得了较大发展。此外, 除了最初五个创始国之外, 文莱 (1984年) 、越南 (1995年) 、老挝 (1997年) 、缅甸 (1997年) 和柬埔寨 (1999年) 五国也先后加入东盟, 2002年新独立的东帝汶在未来也很可能加入东盟。

与欧洲一体化相比, 东亚地区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的制度化特征并不明显, 而且随着“东盟式”一体化政策不断取得成功, 这种并不强调制度化的合作模式进一步得到强化, 从而催生了东亚这种相对开放却又互不干涉的区域合作方式, 即柔性制衡。在一些专家看来, 东亚地区合作制度化的尝试 (如2007年签署《东盟宪章》) 对区域更深层次的一体化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的确, 共同的外部威胁在一体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具有推动作用, 但长期来看, 更重要的推动力应来自于区域内的合作机制。因此, 东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视制度化建设, 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助于促进一体化的倡议, 有力地推动了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加深了国家之间的合作。这些也是对包括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以及中国和印度崛起的反应。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东亚地区建立区域认同、加强区域合作及深化一体化发展的重大转折。危机中, 东亚地区无法采取联合行动来防范危机, 缺乏即时反馈机制, 合作领域有限, 这些弊端使东亚各经济体认识到建立统一制度的重要性, 于是, 它们采取了一些举措。其中第一项就是在1997年吉隆坡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 开启了“10+3”合作进程;1999年, 第三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 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 使“10+3”合作得以制度化;2007年第二份《东亚合作联合声明》与《2007—2017年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工作计划》进一步提高了其制度化水平。

同时, 东亚各经济体积极寻求在金融领域开展合作, 以期当危机爆发时能够形成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保护机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鉴于日本的经济潜力及其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它提议在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国中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AMF) , 以推动东亚经济尤其是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但最终日本放弃了这一想法。2002年, 东盟与中日韩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 即《清迈协议》 (Chiang Mai Initiative) , 在此基础上, 这一协议的多边化机制——《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 (CMIM) 应运而生, 随后还成立了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

与前几十年相比, 这些制度化措施具有明确的宗旨——加强区域合作、增进伙伴关系, 标志着东亚合作与一体化进一步制度化的开始。

三、东亚的制度依赖

这种密切的合作关系与一体化进程已逐渐扩展到东南亚和东盟以外的其他东亚国家, 甚至扩展到地区或洲际层面。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体现了东亚不断加深的制度依赖性, 这一方面促进了东亚共同体建设,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所谓的“亚洲面碗”或“意大利面碗”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 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数量激增, 从1990年的4个增长到2004年的99个, 到2017年高达151个, 如果算上目前正处于谈判或酝酿阶段的那些协议, 这一数字可达到惊人的335个。这还不算那些地区或洲际层面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表2列出了东亚地区贸易协定的一些情况。

可以看出, 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形式多样。磋商中的自由贸易协定涵盖了整个亚洲甚至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协议, 从东亚自由贸易协定 (“东盟+3”自由贸易协定) 到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东盟+6”自由贸易协定) , 再到亚太自由贸易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协定并非亚太地区合作制度化的新思路, 早在20世纪60年代,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 (Kiyoshi Kojima) 就曾呼吁建立太平洋自由贸易区 (PAFTA) 或太平洋贸易与发展组织 (OPTAD) , 但当时由于美国的反对并未成功。2010年启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也陷入了僵局, 原因是有关各方特别是美国和越南之间就纺织品问题未能达成共识, 这一谈判也于2017年因美国的退出而搁置。

有学者认为, 区域主义的不同方法似乎反映了两种区域合作的替代概念——亚太区域与东亚共同体。2005年召开的首届东亚峰会强调了后者的独特性。美国和俄罗斯参加了2011年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第六届东亚峰会并邀请巴西参加第七届峰会, 这证明了东亚地区的重要性以及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互依赖性。近期使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 (CGE) 模型的许多研究证明, 东亚或东南亚地区的广泛合作比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更有利。根据新德里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科学家的评估, 东盟“10+3”合作机制的福利收益总计将达1621亿美元, 其中, 印度的收入将增加480亿美元。

表2 东亚自由贸易区和区域贸易协定 (截至 2018年5月)    

注:X 已生效;?已签订协议但未生效;○已签订框架协议;●磋商中;◆已提议, 待咨询研究;

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东盟自由贸易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已签订并生效) ;★发展中八国集团 (D8) 成员国。资料来源:根据2018年亚洲区域一体化中心 (ARIC) 数据库资料绘制。

同时, 从上述对东亚或者更广泛地说对亚太地区各种一体化合作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 其中任何一项合作机制都未曾涉及政治层面的合作。因此, 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 东亚一体化过程中既没有连贯统一的战略, 也缺乏政治一体化的意愿, 东亚各国和地区似乎热衷于建立一个个单独却有效的合作单元, 同时参与了多项内容重叠的合作谈判。而东亚地区众多的双边争端一方面会强化这些合作单元的作用, 另一方面又会阻碍实现东亚一体化所需的善意和信任的培养。

但与此同时, 东亚各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显示出来的相互依赖性又凸显了地区统一战略与管理的必要性:一方面, 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现存合作机制有效性特别是东盟本身的怀疑;另一方面, 危机又拉近了地区内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关系, 强化了地区合作基础。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使东亚各国认识到跨国协调与治理的重要性, 认识到自由化必须在政府妥善管理和控制下发展, 唯有如此, 对世界市场的依附较大的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才不具有那么大的破坏性。东亚各国经济增长率及东亚市场在全球经济中的重大转变也说明了这一点。

四、中国与东亚合作与一体化

中国在促进区域合作方面的作用在过去20年中显著增强, 这显然得益于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东南亚地区合作而言, 中国发挥较大的作用始于2002年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第八次东盟首脑会议, 会议上签署了一系列协议, 包括《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此基础上,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正式建立。2010年, 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六国加入;2015年, 柬埔寨、老挝、缅甸及越南四国加入。CAFTA的建立还涉及地缘经济学、政治逻辑及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发展政策等问题。基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稳定关系, 双方的经济合作更加密切, 中国成为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2018年东盟秘书处公布的数据显示, 1998年, 双方贸易额为204亿美元, 在东盟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为3.5%;到2017年, 双方贸易额达到4416亿美元, 在东盟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上升到17.2%。

对过去20年东亚国家贸易和投资方向的分析表明:中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逐渐成为大多数邻国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随着中国近年在建立地区秩序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这显然是其经济腾飞的结果, 使中国不仅在地区而且在全球问题上日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是, 中国作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者在各个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其中的主要问题是, 中国作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发起者与驱动力, 是否也能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精神动力?回顾日本曾经的做法或许可以给我们启示:日本曾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致力于通过市场化的力量 (包括跨国企业和多国公司) 来推动东亚一体化建设,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非正式的, 没有进行制度化的尝试。那么, 中国是否可以成为未来几十年推动东亚一体化发展的下一个轴心 2013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构想,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许多国家对此积极回应, 这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不断变化的角色。同时, 中国在互联互通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对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也至关重要。然而, 一些学者对这一倡议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初衷提出质疑, 认为这一倡议还涉及地区政治权力之争。此外, 中国与各国之间的经济协议主导了东亚地区的合作进程, 挑战了以美国为首的亚太经合组织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地位。这一切似乎都表明, 如果没有中国, 东亚各国无论在地区还是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

尽管如此, 东盟似乎仍然是稳定和进一步推动东亚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因此, 在东亚结构化转型中不应忽视东盟的作用, 它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印度两个区域大国的经济和战略力量, 而且可以平衡地区各方势力的关系。

对于处理亚洲事务的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 权力向东转移已经成为事实。从各个方面看, “东盟+”是现有东亚一体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代表了各国建设性地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的立场。当然, 东亚其他国家在“东盟+”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东亚市场的巨大潜力, 欧盟将该地区视为其政策的重要内容, 并将亚太地区视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五、东亚地区劳动力分工的连通性

东亚地区能够实现合作的关键在于, 由地区劳动力分工导致的一体化进程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各经济体为实现工业化而采取的独特发展模式或范式。随着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化, 东亚各国不同行业的生命周期也在不断发展。一些工业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掌握专业技能并获得相关资格后, 成功吸引了较发达国家的众多生产部门, 使全球生产部门实现了重新分配, 来自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的制造商不断扩大其业务运营范围, 以寻找更具竞争力的生产地点。这就使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得到了迅速发展, 尤以纺织、电子和汽车业为代表, 从而导致该地区同质企业的地理性集中。此外, 随着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 生产的依赖性与服务的区域化不断结合,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金融领域, 这种结合表现得更加明显。目前, 很多生产过程开始从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转移到经济欠发达的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在中国劳动力成本增加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 可以预见的是, 更多的生产部门将转移到新的区域, 包括中国的西部省份、中亚国家以及从长远来看将实现快速发展的非洲国家。区域劳动力分工导致工业生产过程分散在不同地点, 工业半成品还需要再出口进行下一步的加工或装配, 这就导致了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和碎片化。因此, 在劳动力分工的影响下, 一方面, 东亚各国的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另一方面, 东亚地区对外贸易也实现了多样化、国际化, 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甚至与全球经济系统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性。

地理位置相邻、劳动力供给充足以及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相似性是促进东亚地区劳动力分工的有利因素, 其他重要因素还包括东亚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的异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比较优势, 这些都有利于生产过程的分割。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亚洲各国在许多行业中获得了竞争优势, 这也增加了它们在全球工业产品市场中的份额。2015年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 1985—2013年, 东亚国家在全球工业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从24.1%上升到39.6%, 而其进口份额则翻了一番, 从13%增加到26.1%。中国在全球工业产品贸易中所占份额最大, 其出口份额占比从1985年的0.8%上升到2013年的17.5%;同时, 中国还主导着工业产品的进口 (2013年进口份额占比为9.2%) 。从1985年起, 日本在工业品出口中的份额逐渐下降, 2013年仅为5.3%。然而, 仍不能忽视日本对东亚地区工业产品出口的间接贡献。

亚洲生产过程的独特性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东亚多数国家在全球工业产品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工业品出口占日本、韩国等国出口额的90%以上, 之后, 这一占比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也逐渐上升。

随着东亚地区工业化的发展和对全球市场的逐步开放, 各国、各地区生产的专业化结构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东亚地区新兴市场明显区别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工业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占比很大, 原材料出口占比较少, 许多国家从原材料、食品和未加工产品出口向纺织品、电子产品和高质量工业品出口转型, 从而提升了这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1980—2015年, 高科技产品在东亚工业品出口中的份额不断增加, 使东亚地区的全球竞争力及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2013年, 高新技术产品在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工业品出口中占比分别为47%、47%和44%, 在中国、韩国和越南的占比也近1/3。可见,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一些国家中, 劳动强度不同的行业分属于劳动力密集型或劳动力—技术密集型等不同类型。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和跨国公司在东亚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亚经济体对跨国公司的依赖性不断强化。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不同发展水平的东亚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断改变, 从而使东亚地区整体实现了更高水平的繁荣发展。影响生产转移的另一个因素是一国的经济形势, 包括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和汇率的波动, 在东亚地区特别表现为日元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是东亚劳动力分工中功能层面或制度层面的地区整合, 这种整合过程实际上促进了对外贸易和生产网络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倡议是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催化剂, 也为生产各阶段的专业化提供了可能。降低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发展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地理邻近带来的运输成本的降低, 都有利于劳动力分工的区域性整合, 从而促进了生产半成品的平台或“绿洲”的出现。这些半成品随后出口到装配国, 最后再出口至以发达国家为主的销售市场。慢慢地, 希望从地理位置优势中受益的跨国公司开始模仿日本跨国公司的这种经营模式, 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全球生产网络系统, 并强化了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因此, 东亚地区劳动力分工的演变使全球意义上的生产过程日益分散, 这同样也有利于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已有相关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全球价值链是在东亚地区发挥作用的区域价值链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在这一过程中, 日本投资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在整个东亚地区寻找投资成本最低地点, 从而促进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发展。

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扩张, 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和集群也在不断扩张。这是在东亚地区的市场力量和制度运行作用下实现的, 但同样会受到一国政策的影响, 特别是当这些政策涉及投资环境的改变和政府对某一行业或部门的支持时。在最初阶段, 东亚国家可以参与全球价值链主要是因为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充足的劳动力供应, 促进了劳动力密集型和低成本产业的发展;而在当前劳动力成本提高和研发投入加大的情况下, 提高生产效率和出口工业产品附加值、通过技术进步维护并提升东亚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就显得尤为必要。

六、东亚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自1980年以来, 由工业化和生产专业化带来的贸易量的迅速增长使东亚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实现了重大变化。当前, 东亚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球总量的近1/3;而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 亚洲国家贸易总量仅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4%, 北美和欧洲分别占23.3%和40.2%。亚洲国家贸易量第一次猛增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主要得益于日本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等兴起;第二次猛增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腾飞。与此同时, 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从1948年的21.7%下降到2011年的12.8%;南美洲、中美洲及非洲地区也出现了下降趋势;欧洲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最初不断上升, 在70年代初超过50%, 但在2012年又下降到36%。虽然欧洲国家的进口量正在萎缩, 但欧洲仍然是世界上最大货物进出口经济体。

就具体国家或地区而言, 2009年, 中国出口总额超过德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 中国制造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2.7%, 居第一位, 而且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东亚其他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量也居世界前列: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亚洲最大的出口国, 虽然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被中国所取代, 但在2013年它仍是世界第四大贸易国;韩国、新加坡是进出口大国;但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进出口量有限, 在世界进出口总量中所占份额约为1%。

我们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中分析亚洲贸易。东亚地区出口贸易中国外增加值部分较大且仍在不断增加, 2011年, 这一占比高达36.25%。这也证明了东亚地区的相互依赖性和生产分散性日益增长。据统计, 东亚国家中, 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出口贸易中国外增加值部分较大, 均超过了40%, 这些国家进口再出口的中间产品的份额也最大。在过去十年中, 越南和柬埔寨出口贸易中国外增加值增长显著;而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由于原材料出口占比较大, 故其国外增加值最低。尽管日本出口贸易中的国外增加值自1995年以来增长了三倍, 但在东亚地区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14.68%) , 这是因为东亚其他国家主要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进行组装, 之后再出口至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 (美国和欧盟)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伙伴, 但在考虑出口贸易中的国外增加值情况下, 美国就处于领先地位了。具体说来, 日本向其东亚邻国出口中间产品, 这些邻国对其装配后再出口至美国等发达国家, 因此, 日本对中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出口贸易中的国外增加值就会低于出口总额。

国内增加值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体现了该国或该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意义, 但这一占比在东亚因各国、各地区情况而异。据统计, 文莱、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国内增加值占出口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这一占比波动不大;而在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越南和台湾地区, 这一占比显著下降, 说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量在稳步增加 (见表3) 。而在整个新兴市场中, 东亚地区的国内增加值占出口额比重是最低的。

表3 1995年、2011年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结构和增值指标 (%)  

注:n/a, 数据缺失。数据来源:采用增加值贸易 (Trade in Value-Added) 的统计方式并根据2015年OECD-WTO数据、2013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及2015年世界银行数据绘制。

1995—2011年, 东亚地区的中间产品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显著增加, 半成品贸易增长超过最终产品, 整个地区半成品进口量的一半又进行了再出口, 2011年这一数据较1995年增长了10%以上。再出口的半成品进口额在进口总量中的占比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地区 (见表3) 。

上述数据表明, 大多数东亚经济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间位置, 东亚地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 即中间产品的加工和装配。在新兴市场中, 东亚地区在整合全球价值链方面占据优势, 这体现为该地区的出口总额中外国增加值水平较高, 且再出口的半成品进口额在进口总量中的比重较大。因此, 东亚国家或地区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大量中间产品, 它们融入全球价值链主要是通过后向参与和前向参与进行的。就东亚地区而言, 新加坡和香港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较高, 之后分别是马来西亚、韩国、中国、泰国、日本和台湾地区 (见表3) 。

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否获利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一般说来, 处于全球价值链起点 (概念提出与研发阶段) 和终点 (最终产品市场) 的国家或地区能够受益。以东亚地区电子行业为例, 项目研发与售后服务阶段所产生的附加值要高于零件生产、组装和销售阶段, 前者即处于价值链的高端, 后者即处于末端, 学者们用“微笑曲线”来对价值链这一特征进行描述。可见, 发达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益更多。

七、结论

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中,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平行的过程。一个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间合作机制, 这促进了东亚地区内部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的发展, 也促进了东亚国家或地区与东亚外部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合作关系。但同时, 地区内、地区间及洲际间合作组织与机制的井喷式发展也产生了机构重叠现象, 导致了“亚洲面碗”或“意大利面碗”效应, 这表明进行组织再细化与机构再整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个是由市场驱动或由私人主导建立的地区互联网络, 这种纵向的一体化生产网络和产业集群强化了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关系, 使它们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就使东亚经济体在生产、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从而揭示了在整个地区开展更广泛合作以及将这种合作制度化的必要性。反过来, 区域生产网络的发展又促进了由东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因此, 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变得越来越分散, 这就需要对经典国际贸易理论进行重新定义, 同时还需要找到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来对贸易和服务量进行量化分析, 这种方法要更符合世界现代经济发展趋势, 也要考虑到国内外增加值和对出口总额的分解。

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 东亚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80—2017年, 东亚各国、各地区的工业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无论是在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是在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和印度, 工业品出口在总商品出口中的份额逐渐增加, 高科技产品在工业品出口中的份额也普遍上升, 东亚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不断提高。随着工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 生产逐渐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从而促进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前, 东亚各国的发展仍具有多样性。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增加, 中国开始寻找更有吸引力的生产地点, 因此, 一些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或地区有望实现新的发展。从长远来看, 中国在非洲的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会促进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发展。

（本文转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卡塔日娜·安娜·纳夫罗特 , 波兹南经济大学副教授、波兰科学院未来学委员会委员

 王瑶，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本期责任编辑：马田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