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之路便崎岖不平，近年来在日趋高涨的保护主义阻碍下，更是一波三折。

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袭击世界，祸及全球。疫情使原本增长低迷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出现连环“负”经济现象。

随着病毒蔓延与次生灾害叠加，世界经济前景更加暗淡。

▲ 美国华尔街。

有负利率更有负油价。

早在2016年，日本央行就将短期利率降至-0.1%，长期利率降至零。

疫情来袭，欧洲央行表示会采取积极行动，如果经济仍无起色，可能将存款利率下调至负值。作为欧盟经济重心的德国，其2年期、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利率皆为负。

美联储在3月15日将短期利率降至零，并宣称“保持这一目标范围，直到它确信经济经受住了最近的事件并有望实现最大限度的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

已经脱欧的英国5月20日以-0.003%的收益率拍卖了37.5亿英镑的3年期债券，这是英国首次以负利率出售长期债券。

经济前景暗淡以及俄沙石油大战，使得原油价格出现历史性下跌，反映出全球经济活动陷入衰退泥淖。美国西得克萨斯州中质原油交割期货合约价格曾跌至18美元/桶，为2002年以来最低；轻质原油价格更令投资者瞠目结舌，5月期货结算价竟然创下-37.63美元/桶的记录，反映出原油库存上升和全球对能源需求显著下降的矛盾，蕴藏巨大风险。

有通胀还有通缩。在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通胀压力的同时，大搞量化宽松、肆意发钞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因为需求疲弱、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面临通缩风险。

美国一季度GDP环比下降1.2%，创2008年四季度以来新低，同比也为2009年四季度以来新低。据统计，一季度美国零售活动、交通运输活动以及办公活动持续大幅度下滑，预计二季度负增长幅度将更大。美国4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CPI）环比下降0.4%，为1957年有数据以来最大跌幅；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一直在1%附近波动，通缩预期一直未变。

在通缩压力下，企业预期产品价格下跌导致利润下降而不愿意生产，消费者预期物价进一步下跌不愿意消费。通缩或通缩预期持续时间越长，供给与消费趋向萎缩，其经济影响就可能越大。

这些经济影响可能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限制和信贷市场紧缩，限制和紧缩会在空间上拓展、时间上迁延，由此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经济前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影响集中在虚拟经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欧经济因为“失血”（失去流动性）而丧失经济活力；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主要是对于全球供应链的冲击，要害落在实体经济。

在世界经济尚未完全走出上一次金融危机阴影，处于低增长、高债务、高风险之际，新冠疫情不期而至，导致整个生产陷于停滞，人们消费受到抑制，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时萎缩，严重冲击全球实体经济。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的预计，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长率为-4.9%。而随着疫情蔓延以及次生灾害的扩展，世界经济前景似乎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2020年4月5日，美国波音公司宣布，将暂停其在华盛顿州的生产活动，直至另行通知。图为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一处波音生产基地。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在这样一个极端化时代的世界，新奇异应有尽有，负经济现象见怪不怪。

国际格局加速变迁。21世纪是国际霸权由西向东转移、合法性权力由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过渡的一个时代，世界政治将不再是政府的唯一拥有（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语）。

这主要体现在美国等西方主导的政策收效甚微、新兴市场快速崛起，尤其是非国家行为体的代表——资本跨境投资、跨国联合、共同欺压劳工群体的资本（“跨国公司”）——快速崛起。

美国毋庸置疑依然是世界老大，但是现今的美国政府将“美国第一”置于多边主义之上，不断毁弃它自己确立与一直维护的秩序与原则。欧洲国家内部问题成堆，欧债危机、英国脱欧，使得欧洲元气大伤，自顾不暇。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自西向东变迁的大势愈发明显。

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相关各国成为国际资本竞相追逐的香饽饽。2008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率先复苏，增长基础逐渐稳固。新冠疫情暴发后，东亚国家基本上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对稳定全球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愿看到国际实力与势力的转移，正想方设法阻止或延缓这一历史进程，龃龉与矛盾由此生发。这正是新奇异的负经济现象生成的大背景。

世界经济更加不确定。新冠疫情似大象冲进了装满瓷器的房间，使得相关各国刹那间出现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且问题交织叠加、交互影响。

一是由于疫情持续时间和影响深度不确定，使得各国应对疫情政策的影响错综复杂。多年来，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新自由主义，导致全球贫富愈发不均，民粹主义声浪渐起。而疫情令失业率大幅上升，底层民众生活更加艰难，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美国等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二是部分国家借疫情拉选情，通过“甩锅”“索赔”“退群”转移民众不满，随意揣测疫情来源，肆意中断国际交往，使疫情与政治捆绑，卫生问题、经济问题政治化，国家间信任降到低点甚至冰点。

三是病毒传播的不确定性使经济形势更加复杂。昔日以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形成细密而巨大的全球供应链。然而，疫情来袭，诸多国家生产生活因为防疫物资不足、基本必需品短缺而受到严重影响，就近生产、便利获取、保障供应成为众多国家的当然政策选择。国际分工体系正在重塑。

自成一体的金融更具破坏性。长期来看，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货币金融。货币源于商品交换，金融服务商品经济。但是，随着经济金融化发展，货币金融逐渐“反客为主”，“凌驾”甚或“统治”百业，导致虚热实冷。

金融领域追涨杀跌，背离了低买高卖一般竞争机制，市场无法结清，供求无法平衡。随着经济金融化发展，金融游戏规则实际取代商品价值规律，使得传统经济学所鼓吹的基本经济原理近乎完全失效。

传统经济致力于生产力促进，致力于价值投资，通过价值创造而赚取利润。但是，金融可以制造价格，通过做多或做空而赚取利润。

今天，在经济金融化的催化下，美国产业逐渐空心化，实体经济不断且严重萎缩，股市却屡创新高，普罗大众不仅难于从飙升的资产价格中分得一杯羹，而且泡沫破灭的代价注定还要由大众承担。

全球化扑朔迷离。理论界有人认定全球化是趋势性的，浩浩荡荡，顺昌逆亡。但是，世界史料清晰表明，全球化的周期性要比趋势性更具有说服力。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经济结构存在差异，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化经历螺旋上升，周期性与非线性特征明显。

在世界头号大国美国，由于经济增长的成果主要由富裕阶层获得，社会1%富人与99%群体对立愈发严重。特朗普政府为转移国内矛盾，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以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为不断高涨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加油助威。由此，去全球化似成为离弦之箭，反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当前，中国正处于由“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关键阶段，为了抑制中国崛起，美国将中国当成首要竞争对手，全方位、多领域、大气力遏阻中国发展，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

美中经济当量数一数二，对地区对世界影响举足轻重。全球化早已使各国成为利害共同体，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此轮由美国主导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化周期正在走向终结，但是周期性、结构性乃至系统风险难以消除，人们所期待的“后疫情时代”新一轮全球化很可能遥遥无期。

经济低迷长期化。通货紧缩带来物价水平下跌，将摧毁厂商所剩无几的生产意愿。商品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危机的出现，从日本和欧洲的经验来看，负利率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对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太大提振作用。

经济增长最终是由生产要素端决定的，人口、技术进步才是关键，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热衷的货币政策无法影响经济潜在增速。所以，日本、欧洲在实行负利率、量化宽松政策后，出现了所谓“流动性陷阱”：资金淤积在金融体系内部，经济增长没有起色。

金融动荡常态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使出了减税降息、量化宽松等一系列常规与非常规措施，如今面对疫情及其系列次生灾害等空前综合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策空间愈发有限。

早已超出警戒线的债务还在不断累积，为此只有不断压低利率甚或实行零利率、负利率，才能避免因巨量还本付息而导致财政破产。但是，负增长、负利率、负通胀、大宗商品低价格（如极端的负油价）这样的“恐怖平衡”难以持久，因为失业导致社会矛盾的张力越来越大，促进经济增长是执政党的必须选择，有一定的增长就会有一定的通胀。

加之某些国家为应对综合危机而实施赤字货币化，导致流动性过剩，使得通货紧缩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通胀一旦抬头，利率必然调高，财政吃紧乃至危机就会随之到来。因此，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更多地是在配合金融投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从而使得金融市场更加动荡，而且使动荡常态化。

未来，负增长、负利率、负通胀还有黑天鹅式的负油价等一系列负面经济现象还会不断呈现，令脆弱的世界经济更加不确定，风险更大，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总体上会更加恶劣。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拥有9亿多劳动力，14亿消费人口，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只要对内奋力脱贫攻坚，做好六稳六保，对外坚持改革开放，合作共赢，稳定供应链，延长价值链，就一定能在风雨飘摇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行稳致远。

（作者江涌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江旭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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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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