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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
每一个市场主体,背后都是敢冒风险的企业家。他们理应得到善待。内循环的核心,是供给,而不是需求。微观、宏观都应该弘扬企业家精神。“内循环”这个词越来越热了。前几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再次谈到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内循环还真是没有概念股。或者说,所有股票都能和内循环概念沾点边,那也就没法炒。即便是那些以出口为主的企业,你也不能说人家不是内循环股。为什么?因为国际市场受阻,对外供给转向对内供给,这不也是内循环概念股吗?虽然没法炒概念,但估计接下来的上市公司财报,会有不少的 “受益于内循环的扩大”之类的表述。内循环,就是国内的供给、需求形成循环。内循环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一直存在,并且始终是远大于外循环的。例如,2019年中国GDP为99.0865万亿元,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只不过,现在全球化遇阻,原来有些对外供给的生产力,现在需要在国内找需求,所以强调内循环。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时,就已经存在这个问题了。那时候说外需不足,要刺激内需,要发展自己庞大的国内市场。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2009年写了一篇文章,《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多难登临录三之一》,其中提到一件趣事:
记得八十年代回港工作后不久,一家国际大机构请我作座上客,听他们的一位研究员讲解他的研究所获。
该研究员先说结论:一个国家愈小,对外贸易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愈高。
我立刻回应:如果整个地球只有一个国家,对外贸易一定是零!
该研究员不容易多说下去,草草收场。
张五常的意思是说,在全球大分工中,国家越小,当然外贸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高,这是很明显的道理,还需要去研究吗?同理,一个国家变大,当然对外贸易占比下降,内循环变大。就像陕西地区和山西地区,如果在春秋时代发生贸易,那就是秦、晋对外贸易,现在这两个地区的贸易就是内循环了。如果哪个国家统一了全球,那就没有对外贸易一说了。
但是,如果把内循环理解为关起门来发展,或者以为,中国有这么大的内循环,谁都不怕,到处怼天怼地,那就错了。2019年,中国对外贸易与GDP的百分比达到30%多,怎么也不可能放弃外贸只靠内循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怎样扩大内循环?尊重企业家精神、保护企业家精神是最核心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弘扬企业家精神”。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创新就要敢于承担风险。敢为天下先是战胜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需要弘扬的品质。”在主流经济学里,企业家精神是缺席的,有的只是“厂商理论”。“厂商理论”只把企业看成产品生产者,对企业家敢冒风险、对市场敏感、行动力强、善于创新等特性没有重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企业家精神。例如,你选择继续工作还是去深造,这个决策就需要你冒一定风险,需要你有企业家精神。但是一般地,人们把企业的股东称之为企业家,因为他们冒的是投资经营风险,而管理层、员工拿的是工作报酬,冒的风险相对较低。习近平总书记说:“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市场主体,包括3858万户企业,也包括8261万户个体工商户。每一个市场主体,背后都是敢冒风险的企业家。其中有些是成功者,大部分还在苦苦挣扎。他们理应得到善待。对他们最好的善待,就是严格保护产权,少些“民营企业退场论”的恐吓;保护企业家的经营自主权,少干预,少规划;减轻企业的负担,轻税,低五险一金。今年,在贸易冲突和疫情冲击下,外循环受挫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加厉害。但,应对外需减少、扩大内循环的方案,经济学家在十多年前就有应对的方案。2009年,张五常就“鼓励私营的工业转向为供给国内的市场而产出”,提出几点:张五常讲的,其实就是如何扩大内循环。2015年,中央也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循环的核心,是供给,而不是需求。高效、适销对路的供给,靠的是企业家。让企业家自主经营,企业家自然会调动起高度的市场敏感性,积极调整对内供给;企业内供赚到钱了,内需自然也就上来了,如此,内循环自然就扩大了。其实,今年在疫情冲击下,很多地方已经在积极给企业减负、松绑了。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做得快,做得好。但,微观尊重了,宏观上,也应该多相信企业家调整内供、内需的能力。举个例子,2018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3862亿元,而2020年5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42075亿元,两年半之间,地方债务余额增加了31.7%,这还不算地方隐性债务。地方债务余额的增速,远远超过GDP增速。这说明什么?说明,尽管微观上在给企业减税、松绑,但宏观上,地方政府又以另外的方式,提升了自己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债不是税,但,短期内,地方债增速高,必然占用资源更多,而其反面就是企业家可支配的资源占比减少,这会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减税减负的效果,影响内循环的扩大。像前不久媒体曝出的,贵州省独山县原县委书记潘志立举债400亿元搞建设的事,就是这样。那400亿元的资源被用于潘志立的政绩工程,企业家就少了400亿元的资源可用。李克强总理强调,政府要准备过苦日子。其实,政府减少公款花费当然对企业有利,不过,如果地方在投资上也过苦日子,少借债,少投点,多让资源给企业,那可能比减少公款花费更重要。地方政府还是应该回到过去的专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传统,自身少亲自下场拉动经济。当然,每一个懂市场、懂分工的经济学家,都不会主张只依赖内循环,都会期待国际大循环重新振兴。不过,即便国际大循环没有受挫,尊重产权,尊重企业家,也是应该要做的。任何时候,壮大内循环都是好事。而且,尊重产权,尊重企业家,不仅对内循环起推动作用,还可以让企业家有更大积极性去外循环中寻找机会,使其他国家的外循环离不开中国的产业、中国的企业家,这也就会使中国的外循环更健康、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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