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等民调机构的调查研究显示，美国不同政治群体对于疫情存在明显认知差别和党派倾向。分析认为，政治精英们在众多问题上产生分歧，公众随之分裂成不同群体，这反过来又加强了政治精英们加剧分歧的动机。

在卫生专家看来，美国之所以迟迟难以拉平疫情传播曲线，就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分裂密切相关。而政治分裂的背后，是政治极化的加剧。

此前，美国知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利益”网站刊发的文章《美国政治腐朽的代价》就指出，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本应成为美国人放下分歧、团结一致的机会，但总的来说，疫情却“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极化很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甚至认为，政治极化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其实，政治极化现象不仅仅反映在政治争端中，还深入到了美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逐渐撕裂人际关系。

什么是政治极化？它与社交网站和仇恨言论又有何关系？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何启示？

作者 | 贾雷德·戴蒙德 普利策奖得主

译者 | 曾楚媛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剧变》，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出版，原标题为《政治极化》，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政治妥协是民主政体相较专制政体所拥有的基本优势之一，因为政治妥协能在预防多数人暴政的同时，防止心灰意冷的少数派造成政府瘫痪。美国联邦宪法通过设立分权制衡的体制来形成政治妥协的压力。

举例来说，美国总统负责发起政府政策的制定，但国会控制着政府的预算，且众议院（国会中的下议院）议长负责制定众议院的议程，就总统提案进行讨论。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选出的国会代表各持己见、僵持不下，而且各方观点都未能获得足够多的支持者，因而都无法被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各方必须达成某种妥协，政府才能采取实际行动。

一个比较现代的例子是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作为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人托马斯·奥尼尔两人在1981—1986年的关系。

两位都是老练的政治家，个性都很强，在大部分政治问题上都意见相左。不过，虽然奥尼尔不喜欢里根提出的经济议程，但他承认宪法赋予总统提案的权力，并就该提案发起了众议院投票，而且按照拟定的日程行事。

在里根和奥尼尔的带领下，联邦政府保持正常运转：各项议程按时完成，政府预算得到通过，政府从没有停摆，程序性阻挠议事的现象也不常发生。

里根和奥尼尔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在减税、联邦税改、移民政策、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改革、非军用支出的削减以及军费的增加等方面意见相左，但最后还是成功达成妥协。尽管里根提名的联邦法官人选通常不合民主党人的胃口，民主党还因此否决了某些提名人选，但里根还是如愿任命了超过半数的联邦法官，包括9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的3位。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政治妥协的形势不断恶化，尤其大概从2005年开始。不光是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之间，就连各政党内部的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也出现了妥协崩溃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共和党内部尤为严重，与民主党达成妥协的温和派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连任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共和党内的激进派——茶党。

这样做的后果是，2014—2016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的数量是近期美国历史上最少的，致使预算的通过也落后于原定的计划，这为政府停摆埋下隐患，或者说实际上加速了政府的停摆。

在美国，政治妥协崩溃的表现包括程序性阻挠议事和阻止任命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程序性阻挠议事是美国参议院的议事规则所容许（但在宪法中没有被明确提及）的一种策略，指的是反对某项提案的少数参议员（甚至是一名参议员）通过发表冗长的反对意见（或是威胁要这么做），以达到强行使对方做出妥协或撤回此项提案的目的。

程序性阻挠议事的最高纪录发生在1967年，有参议员进行了超过24小时的连续演讲。

根据参议院的议事规则，只要参议员中的绝对多数人（100名参议员中的60名及以上）同意，就可以对提案“终结讨论”，从而终止程序性阻挠议事。在实际操作中，那些原本会被多数派击败却意志坚定的少数派，可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强行与多数派达成妥协，而那些心志坚定的绝对多数派可通过“终结讨论”拒绝与少数派达成妥协。

尽管明显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即少数派通过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使政府瘫痪，或多数派通过“终结讨论”达到暴政的目的，这一体系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管用的。少数派鲜少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多数派也鲜少发起“终结讨论”的投票。

现在，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改变。

在美国宪政的前220年间，在43位总统的带领之下，参议院曾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反对总统提名的68位政府职位候选人。然而，民主党总统奥巴马2008年当选时，共和党领导者宣布，他们将反对奥巴马的所有提案。共和党人仅仅在4年间就通过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否决了奥巴马提名的79名政府职位候选人，比过去整整220年间的总数还要多。

在2012—2016年，即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期间，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批准的总统提名法官人数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少的，批准的联邦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的下一级）法官人数也是自19世纪以来最少的。

有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竞选活动成本的不断攀升使捐资人变得更加重要。

尽管部分重要职位的候选人能通过筹集许多小额捐款来资助自己的竞选活动，但大部分其他职位的候选人不得不依靠几笔大额捐款。毫无疑问，大额捐款背后的捐资人都对特定的政策目标有强烈的意愿，只会把钱捐给支持这些目标的候选人。

一位朋友在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生涯之后，心灰意冷地写信给我说:“在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当中，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听命于金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和个人生活中最大的败笔。用钱财收买政治家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情况愈演愈烈……对政治资金的争夺消耗了大量时间、金钱和政治热情……政治议程向金钱低头，政治话语越发不堪，政治家在自己的选区和华盛顿之间飞来飞去，他们互相之间根本就不认识。”

这位朋友提到的最后一点，恰恰是政治妥协崩溃的第二种解释：随着国内航班的增加，华盛顿和美国各州之间的通行变得更为频繁，也更为迅速。

从前，我们的国会议员平时在华盛顿上班，到了周末，他们依然留在华盛顿，因为区区一个周末的时间不足以让他们在华盛顿和家乡之间往返。他们的家人也住在华盛顿，他们的孩子在华盛顿上学。一到周末，这些国会议员往往会携各自的伴侣和孩子参与社交活动，在这样的相处之下，国会议员之间除了存在对手关系或同盟关系之外，还存在朋友关系。

然而如今，竞选活动的高昂成本给了国会议员很大压力，为了筹款，他们经常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国内航空旅行的便利也助长了这种趋势。许多国会议员的家人选择留在家乡，他们的孩子也在家乡上学。这样一来，议员们的孩子没有机会一起玩耍，议员们也没有机会认识彼此的家属，他们在彼此的眼中只是一名政治家。当下，在国会的535名议员中，大约有80人甚至未在华盛顿购置或租用公寓或房屋，工作日的时候他们就在办公室的床上过夜，到了周末便飞回自己的家乡。

第三种解释则与一种被称作“格里蝾螈”（即不公正的选区划分）的行为有关系。

这一行为具体是指，为了确保某个党派的成员在一个州当选议员的概率高于该党派在该州获得的选民支持率，重新划分该州选区的行为。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这并非新鲜事。

事实上，这个概念的灵感便来源于马萨诸塞州昔日的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早在1812年，他所在州的州政府就对州内选区进行了重新划分，唯一的目的便是增加格里所在党派的成员当选议员的数量。这导致重新划分的选区呈现出怪异的地理形状，其中一个选区的形状特别像一条蝾螈，“格里蝾螈”一词由此而来。

今时今日，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并根据普查结果对各州在众议院中的席位进行重新分配，之后每个州的立法机构可以对州内众议院选区的界线进行重新划分。

越来越多的州立法机构开始重新划定选区界线，尤其是在被共和党控制的州，这些州的立法机构将尽可能多的民主党选民集中到尽可能少的选区里（通常是位于城市的选区），在这些选区，民主党占绝对优势。这样一来，该州余下的民主党选民便分散在尽可能多的其他选区里（通常是位于郊区的选区），在这些选区，共和党的优势通常都能得到保障。

不公正的选区重新划分对政治妥协造成的影响是，各个选区的多数选民大概率会支持哪个党派和哪些政策，都是可以预知的。因此，如果候选人选取了同时讨好两党的做法，他很可能就会落败。所以，候选人知道，自己应该选取一种极端化的立场，只吸引那些预计在自己的选区能获胜的政党。这其实就是政治极化的一种现象。

然而，上述三种关于美国政治极化趋势的解释——竞选成本的攀升带来的筹款压力、国内航空旅行的便利，还有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仅仅试图解释政治人物的极化趋势，他们只是美国人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实际问题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美国人整体上正变得越来越极化，在政治上越来越不愿妥协。

所以，我们要关注的不是为什么政治家日益不愿妥协，而是为什么美国的选民变得越来越不愿让步，在政治上越来越不肯妥协。政治家不过是顺从了选民的意愿。

关于美国社会的整体政治极化现象，一个常常被提到的原因是“定制信息”。

当我还是个青葱少年时，有线电视还没有出现；直到1948年，我所在的城市波士顿才开始有了第一套电视节目；自那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们美国人主要从三大电视网、三份主要的新闻杂志周刊以及报纸中获得新闻信息。

那时候，大部分美国人接收信息的来源是一致的，这些来源没有明显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立场，也没有任何一方费力地去捏造事实。随着有线电视、新闻网站和社交服务网站脸书的兴起，还有面向大众市场的纸质新闻杂志和周刊的衰落，现在的美国人根据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来选择接收信息的来源。

我的月度有线电视账单显示，我有477个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不仅可以根据我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在（政治立场偏右的）福克斯新闻频道和（政治立场偏左的）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做取舍，而且可以通过各种频道关注非洲、大西洋海岸联盟竞技、烹饪、犯罪、法国、曲棍球、珠宝、犹太人的生活、俄罗斯、网球、天气，以及众多其他具体的主题和观点。

所以，我可以选择只关注自己目前感兴趣和认同的观点，这样的结果是：我把自己封锁在一个量身定制的政治壁龛中，只承认自己认同的那一套“事实”，继续为一直支持的党派投票，我不了解对方党派的支持者为什么会做出跟我不同的选择，我也不希望自己投票选出的代表和那些跟我政见不同的代表达成妥协。

大部分的美国人现在都使用社交媒体，例如脸书和推特。我有两位朋友，他们相互不认识，刚好一位是民主党人，另一位是共和党人，两人都曾向我谈及，他们的脸书账号已经成为他们主要的信息过滤器。

我的这位民主党人朋友（他是一名年轻人）在脸书上拥有很多朋友，他之所以会和那些人成为好友，部分原因正是他们的立场一致。当他的好友中有人发布了支持共和党的观点，他便会和那个人“解除好友关系”。被他“解除好友关系”的人中包括他的阿姨和叔叔，因为他们支持共和党，我这位朋友在生活中也不再去拜访他们。他会一整天不断地用手机刷新自己的脸书主页，用这个软件来识别和浏览与自己观点一致的网络新闻，但他不会去订阅任何的纸质新闻报纸，也不看电视。

我的那位共和党人朋友跟我说了差不多的话，只有一点不同：她在脸书上“解除好友关系”的熟人是支持民主党的人。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的这两位朋友分别只接触自己的定制信息。

40岁以上的美国人大概都在亲身经历着变化：比如美国人的电梯礼仪问题，如今人们在等电梯时越来越不愿意遵守先下后上原则；交通礼让行为不断减少；登山步道和街道上的善意不断减少，相比40岁以上的美国人，40岁以下的美国人更不愿与陌生人打招呼。在不同圈子中，各式各样的“语言”暴力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电子通信平台上。

我1955年进入美国学术界，在这个领域也经历了类似的趋势变化。

比起60年前，今日美国学术界中的辩论变得更加充满恶意。早在我刚刚开启学术生涯之时，我就经常会与一些学者意见相左，现在依然如此。然而，曾经的我会把那些在科研问题上与我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看作朋友，而不是敌人。

我记得有一次参加完一场生理学会议之后，我在英国度假，和一位友善、温和的美国生理学家一起游览了西多会修道院遗址，尽管我和他在那场学术会议上，就有关上皮细胞的液体传输机制持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样的关系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了。

我如今不断受到来自和我意见相左的科学家的起诉或威胁，而且他们还会对我使用语言暴力。邀请我去讲课的主办方曾经不得不雇用保安人员，以免我受到那些极端反对者的攻击。美国的学术界和我们的政治家、选民、电梯乘客、汽车驾驶人、行人一样，都反映出了美国人的整体生活状况。

以上这些，代表了同一个现象的不同方面，这个现象就是被广泛讨论的“社会资本”的衰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给“社会资本”下了定义：“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之间的关联——社会关系网络、互惠性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和被有些人称作‘公民美德’的概念密切相关。”

社会资本是指人们通过积极参与，并成为各种群体的成员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友谊、群体从属感、施助和受助的期待感，这些群体可以是读书会、保龄球俱乐部、桥牌社、教会组织、社区组织和家长教师协会，也可以是职业协会、镇民大会、工会、退役军人协会等。

参与这样的群体活动，可以培养人们之间普遍的互惠特性，即为他人服务，和他人共事，信任他人，并相信他人以及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也会为自己提供帮助。可是，美国人越来越少参与这种面对面的群体活动，却越来越热衷于加入各种线上的群体，这种线上群体的成员之间从来不会碰面，看不见也听不见对方。

对于帕特南和其他许多人提出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问题，其中一个解释是，以牺牲直接沟通为代价而崛起的非面对面交流。

在书写被发明之前，所有的人类信息传达和通信都是面对面实现的，通过人与人之间交谈或者一起观看（或聆听）表演者（演讲者、音乐家和演员）来完成。尽管1900年以后出现的电影院没有提供面对面式的娱乐方式，但它至少让人们走出自己的房子，融入社会群体，而且相约看电影的通常是朋友，这正是人们一同欣赏现场演讲、音乐会、表演的延伸形式。

现在我们的许多娱乐载体——电视、电脑、智能手机、电子游戏等，使人们更倾向于独处而非社交。这些为个人定制的娱乐方式，就像上文提到的为个人定制的政治信息。

美国人平均每4分钟看一次手机，每天至少会花6个小时盯着手机屏幕或电脑屏幕，而且每天有超过10小时在使用电子设备。这导致的结果是，大部分美国人不再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不再能直接看到对方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不再能直接听到对方的声音，不再能直观地了解对方。

相反，我们主要通过屏幕上的电子信息来和他人交流，偶尔会通过手机听到对方的声音。当面对一个活生生的，离我们只有两英尺，能够看得见、听得着的人时，我们倾向于抑制自己的无礼举动。而当面对屏幕上的信息时，我们更容易做出无礼和轻蔑的回应。一旦我们习惯了远距离的口头暴力，那么对活生生的人施以暴力也就不再是难事了。

有声音认为，非面对面的通信方式不仅在美国流行，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尤其是在富裕的国家。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对手机的依赖程度不亚于美国人，为什么在其他的富裕国家中，没有出现政治妥协崩溃和社会不文明行为增加的情况呢？

我能想到两个可能的解释。

第一个解释是，在20世纪，电子通信和许多其他的技术创新首先在美国崭露头角，这些技术创新和由此带来的影响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富裕国家。由此看来，美国只是第一个而绝非唯一一个面临政治妥协崩溃问题的国家，像电话和电视机一样，这种问题也会蔓延到其他地方。

实际上，英国朋友表示，英国现在出现的个人暴力行为与以前相比要严重很多。澳大利亚的朋友告诉我，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妥协崩溃现象。可以预见，接下来其他富裕国家迟早也会出现美国目前面临的政治僵局。

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美国因为一些原因，一直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来抵抗现代科技带来的去人格化力量。美国的国土面积比起除加拿大以外的其他富裕国家要大25倍以上，而美国的人口密度只有其他富裕国家的1/10，人口密度排在美国之后的只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冰岛。

与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日本比起来，美国一向更强调个人主义，在富裕国家里，只有澳大利亚在个人主义的排名上超过美国。美国人经常搬家，平均每5年就会搬一次。鉴于美国国内各地之间的距离比起日本或任何西欧国家更远，这意味着美国人一旦搬家，他们和昔日好友之间往往相隔较远。因此，美国人的社会关系往往较为短暂，朋友的流动性很高。

美国的面积和国内各地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不会改变，美国人也不太可能减少搬家的频率，美国人也不太可能摆脱对手机的依赖。比起其他的富裕国家，美国将继续面临更大的政治妥协崩溃的风险。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智利，由于政治妥协崩溃，一方势力以军事独裁的手段上台，其明确的目标是全然消灭对方的力量。

美国人也许会提出反驳：“但美国可不是智利！”是的，美国与智利当然是不同的。我们有更深厚的民主传统，我们有平等主义的历史理念，我们不像智利有世袭的地主寡头势力，而且历史上从未出现由军队发起的独立政治行动。

但另一方面，美国则包含诸多助长政治妥协崩溃的因素，除了上述提到的社会方方面面的极化，还包含对私人枪支的管控较松，更为泛滥的个人暴力行为，在历史上曾暴力对抗部分群体（非裔美国人、印第安人还有部分移民群体）等等。我认为，如果政治极化不断加剧，有可能发生的是，执掌美国政府或州政府的党派将不断对选民登记加以操纵，往法院里塞满串通一气的法官，从而利用法庭来质疑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然后诉诸“执法机关”，利用警察、国民警卫队、预备役部队或者军队去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这也正是，为何我认为政治极化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只有我们美国人具备摧毁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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