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致富”是美国文化不能摆脱的诅咒

其他许倬云 · 285浏览 · 0元打赏 · 2020-08-14 · 丝路英雄汇(丝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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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的文化脉络

（本文节选自《许倬云说美国》）

任何大的人类共同体，其谋生的部分是经济，其组织的部分是社会，其管理的部分是政治，而其理念之所寄、心灵之所依则是文化。以个人生命作为比喻，文化乃是一个共同体的灵魂。本文会从各个时代陈述，我们可以体会美国的文化脉络如何不断地转换。

先将中国和美国历史做一比较：中国是一个经历几千年的共同体，这庞大共同体的灵魂，是数千年来演变而成的。美国只有不足三百年的历史，其开国之初从欧洲带来的文化，就是美国不足三百年来的立国之本。他们一切的典章制度、国体之所以如此设计的依据、人情风俗所寄托的理念无不根基于此。在中国这一共同体中，追溯中国文化的最初理念，由于时代久远且演变过程复杂，其实已经没有追溯源头的必要。美国则不一样。近三百年来美国一切的变化，万变不离其宗，都还多多少少可以从最初的根本理论见其端倪；转变过程，也可以从这个端倪作为零点，检查变化之关口及其起伏。

开疆拓土与“胜者为王”

在“五月花”号登陆美国以前，欧洲人不是没有在北美大陆立下基地。如前所说，在今天马里兰州、佛罗里达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的沿河岸上，英国人也曾经多次尝试殖民。此外，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荷兰人都先后在美国的东岸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在美国的西岸，从墨西哥出发的西班牙拓殖队伍，也曾经伸展到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建立若干据点。这些不同的个例，没能具有“五月花”号在普利茅斯建立基地一样的重要性，则是因为“五月花”号带来的移民，要以其坚定的信仰在新大陆上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以落实他们所憧憬的目标。

“五月花”号

从中世纪以来，欧洲的居民在战争中占据土地后，建立封建制度，将人民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这是一个阶级化的社会。宗教革命以后经历启蒙时代，欧洲各处都卷入反封建的浪潮。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光荣革命，都提出以平等解除阶级的隔离，以个人自由解除封建制度人身的束缚。法国革命提出的博爱思想，则阐明人与人之间应当如同兄弟手足，不应该再有不同的身份区隔。相对而言，英国的光荣革命肇因于农村大地主争取自己的财产权和人身权。英、法两国革命的方式及其理念背景是相当不同的。

“五月花”号上的移民虽然来自英国，他们的宗教信仰却是西欧大陆上最激烈的加尔文主义。在到达北美之后，虽然理论上他们还接受英国王室的统治，只是在海外建立英王政府所管辖的殖民地而已，但实质上，登岸之时他们就已有决心，要在这个新的土地上创建一个新的制度：神恩的庇护下，落实每个人应有的平等和自由。

这一段开拓的经历，无论如何是相当辛苦的过程。如果没有清教徒秉持神恩的勇往直前，这些殖民者很难在陌生的新大陆上，获取坚持开拓的勇气和能力。从那时候开始，一波一波的新移民进入美国又推向内陆。那些新到的人群，有的是同一个宗派的教徒，有的是基于经济动机的移民。这些陆续前来的开拓部队，是在欧洲没有发展余地的人群。他们宁可抛弃一切进入美国，前途未知却勇往直前：他们在颠簸的篷车上，翻山越岭、渡河过江，在洪荒新世界觅得站定脚头的空间。这些开拓者的精神，是美国的史家特纳特予强调，可以代表美国立国的精神。向西开拓的历史，即是美国整个历史的定调。

从好的方面说，这种精神一方面是承受着神恩，要以自己的行为彰显神的恩典：这一种个人主义如此有恃无恐，这些开拓者才有勇气和决心一步步往前走。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些依仗上帝眷顾的个人，自以为是神的选民，对他们而言，“神的选民”四个字，就让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其他人有了区隔。异教徒不能蒙受神恩，乃是异类；那些他们认为是野蛮人的原住民，简直是羞以为伍的异类。这些自以为蒙受神恩的个人主义者，可以理直气壮地任意处置他们眼中的“异类”。在美国历史上，正因为这种不成理由的“理由”，百万计的原住民被他们驱赶离开自己的土地——甚至于以近代的武器对付手持弓箭的原住民，对其任意地杀戮和驱赶。从他们手上夺取的资源和土地，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据为己有。这些错失，在今天看来是人类历史上的污点，但是在当时那些开拓者的心目中，却正是以这种理由毫不留情地将新大陆占为己有。

向西开拓成功还是失败，对于当时人而言是机会各半。失败者葬身异域，成功者却可以自我肯定：神的眷顾，就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和才干。这种自我肯定，是个人主义转变为独占和自私的关键。在激烈的竞争考验之中，能够生存、能够成功就是一个证明：“我是优越者，所以我能成功。”在达尔文提出的自然演化论被当作“真理”的时代，从生物演化论引申出来的社会演化论，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正如生物界的适者生存一样——成功与失败的差别，就在成功者站住了，失败者倒下了。将生物演化论中弱肉强食的原则，

引申到社会演化论时，个人主义成功者对失败者不会有怜悯，更不会同情。

上面两个阶段的推论，演变为美国社会上弥漫着的无情竞争，整个社会信奉“胜者为王”的观念。一方面是从宗教的神恩衍生出来的个人主义，一方面又是将生物科学的演化论，武断地转变为解释人类关系的科学主义，而且俨然定论。

数百年来，如此种种，在美国的一般观念中，却是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以至于清教徒所秉持的“在神的面前一切都平等，在神的庇护下，所有人都应当有自由”，竟然转变成为“我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我是胜者”。这个现象，到今天并没有得到修正。这一理念或者说社会性的意旨，乃是这一新大陆的新舞台上，剧中人演唱的主旋律。

这一新局，毕竟还是有从基督教承受的理想层面，亦即博爱与公义。凭借这一温柔的曲调，在社会主义浪潮进入美国时，作为弱者的劳工可以凭借集体的力量，向雇主争取平等的人权，要求合理的待遇；他们也要求妇女、儿童不应当担任过分劳累的工作。这一番新的社会正义，其实还并不能真正平衡上述强烈个人主义所造成的独断和自私。迄于现代，美国才出现进步主义思潮，将社会公义和公平视为应当落实的要事。

在工业发展的阶段，工商业的园地就等于是向西开拓时候的内陆；龙腾虎跃的战场，成功与失败的标志都是以金钱衡量。那些镀金时代的大亨，努力工作聚集庞大财富，创建企业帝国，他们的动机，也就是上述特纳所指的开拓精神。好处在于他们能勇往直前地努力工作，实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就以匹兹堡出身的卡耐基而论，据说他每日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睡眠时间只有四个小时左右；他饮食清淡、生活简单，卧室是一张相当于行军床的单人床。

这些人物努力工作，要求的回报不是物质上的享受，也不是贪得无厌的欲望，而是实践神拣选了“我”后，“我”对神的回应。他事业成功以后，将所有的产业都捐为公益之用：办了一所大学，捐建了全部苏格兰、爱尔兰和宾夕法尼亚州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捐建了自然博物馆，也捐助建设了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还设立了一个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卡耐基基金会。他自己没有子女，身后没有留下家产给家人。

约翰·洛克菲勒，美国实业家，慈善家，是十九世纪第一个亿万富翁，被人称为“石油大王”。

类似例子还有洛克菲勒。虽然聚集了庞大的财富，但他生前就将大部分的财富捐作公用。洛克菲勒留在人间最大的贡献，是设立美国第一流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并资助兴建了无数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中国第一家现代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就是他捐助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持有的总财富，大概比整个台湾地区的财富总量还要巨大。这个基金会支持和补助的各种公益工作遍及全世界，尤其在落后地区如非洲、南美洲等处。与卡耐基、洛克菲勒同时代的巨富，例如福特、贝尔、梅隆等人，均捐出大笔财富推动公益事业。他们的动机几乎都因宗教信仰，进而身体力行地修德为善。我们钦佩这些巨富能够将自己聚集的财富反馈社会。如此行为的动机，还是基督教伦理对于他们的感召——凡此现象，都是前述宗教观念的体现。

正是在如此认知和体现利他情操的时代，美国却也出现另一潮流：个人主义转向满足个人欲望的享乐主义。二战以后，美国迅速地繁荣，俨然跃登世界领导者的霸主地位。国家聚积了巨大财富，于是，国民在工作之余也寻求娱乐。如此取向催生了娱乐和体育这两项吸金的产业。而且，由于平等原则，人人盼望获得如此满足的机会：这就启动了全民同乐。这一转变导致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各个领域，均出现巨大冲击。

美国新文化：浅薄而煽情，热闹而空虚

美国本来就有民间娱乐的传统，例如，欧洲的民歌转移到美国，发展成为美国的地方音乐。在开拓内陆的时期，小剧团先是搭乘篷车，后来则随着铁路和公路的路线访问各地农村，表演戏剧、歌唱以娱乐内地的居民。在大城市中有高级的歌剧院、音乐厅和一般纯艺术的剧场，也有在俱乐部或者酒廊演出的小型乐队。除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处的娱乐业以外，纽约的百老汇是美国娱乐业集中之所在，也是新作品、新形式竞争的中心。

以上这些文化娱乐活动，真正普及于一般人民的，则是在一战以后快速发展的电影业。加州的好莱坞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影片，一次制作完成，可以将影带在全国放映获取巨利。因此，一战和二战之间，在娱乐业方面，最出色的成就是电影业：一部佳作能够上映千百场，一个明星能收入巨丰。然而，我们也必须了解，一个成功的巨星攀登的路线上，有上千尝试却不能继续下去的失败者——成功者毕竟是少数。最得利的当然是投资拍摄影片的大商家。

二战以后电视出现，过去无线电能够将歌星的歌声、话剧的对话带到客厅。电视出现后，不仅是声音的传播，每一家直接可以看到更具体的形象。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在二战后不到二十年间，电视产业一跃而成为美国娱乐界中足以和电影抗衡的一种新产业。电视上的巨星不仅天天和观众对面，他们和电视公司累积的财富也比当年电影业的数字更为庞大。

电影《卡萨布兰卡》，1942

乘着这一波浪潮，美国的文化也得到刺激发展的新空间。那些歌唱的巨星，如猫王、迈克尔·杰克逊、英国来的披头士……如果没有电视作为网络扩张他们的听众群，这一行业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堆塑出拥有如此庞大群众喜欢的巨星。当然，他们后面的经纪人所获得的利益，比他们所得更为庞大。他们有数百万、上千万的歌迷，在各地还会举行巨型的演唱会，例如1960年8月伍德斯托克音乐节（The Woodstock Festival）的大型音乐会，连续举行了四天，参加者不下四十万人。从那次成功的音乐会以后，歌手们经常有机会举办音乐会，每次聚集以万计的群众在场应和。这一股力量创造了美国新的文化，其特点是浅薄而煽情，热闹而空虚。

与这些出于感性的群众活动相伴而行，阳刚的体能活动则是事后大为兴旺的体育产业。欧洲来的美国移民，秉持印欧民族好动的传统，在美国创造的棒球、篮球和将欧洲的足球改造的美式足球，这三种运动原本都在学校作为体育项目。慢慢地，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和观众普及全民。于是，本来每个小镇上，周末公园一角，当地中小学的孩子比赛体育课学到的棒球，逐渐发展为大学之间的比赛，以至最后全国形成了几个大赛的联盟。同样地，足球和篮球以及最近又加入的冰球，都成为全国层级的比赛项目。在今天的美国，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庞大的第三产业中重要的部分。

学校发展体育的原来用意，是给青少年提供锻炼体能的机会。最初，各处大学、中学都有自己的校队，举行校际友谊赛，并不涉及利益。慢慢地，由于观众超过学生和校友，学校纷纷设立球场。校际比赛的门票收入不是小数，学校的各种球队逐渐转变，几乎就是职业球员了。进而，学校罗致有潜力的学生，遂以高额奖学金吸收好球员。在学校中，这些球员不必注意课业，只需在球赛效力。他们入校目的不在求知，而在开拓职业球员的机会。学校接受这些学生入学，目的在于获得校际球赛的好成绩，以劝说富有的校友捐助学校经费。于是，“身心俱健”的教育宗旨，扭曲为学校、球员和富有赞助人三者之间的金钱游戏。

今天，各地的大学都纷纷拥有自己的球队，也建有自己的球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这两家大学，都曾经被人称为“球场附属大学”。那些球员，如果在中学时代稍露头角，就可能被职业的星探吸收作为补充队员，一步一步上升成为球队的主力球员甚至体育明星。他们成功的比例，也就和娱乐界的明星一样——一个成功者后面，有成千上万个失败者。无论成功或失败，他们仅是变相博戏的工具，并没有成就入学求知的本意。

职业球赛当然完全以营利为目的，只是在体育竞赛里增添了博彩性质的吸引力。在1970 年代的时候，全国大概只有第一线的大城市会有某一项目的大球场，现在哪怕是二线城市也都拥有各类大球场。球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我刚到美国时看见芝加哥的白袜队球场，可以容纳两三千人；到今天，匹兹堡这个二线城市都可以有三四个大球场，容纳不同球队的活动，棒球场、足球场的容量都是五万人左右的规模，冰球和篮球比赛也可以有上千观众。如此庞大的观众群，撑起了一个非常殷富的运动企业。球队其实都有老板的，一个老板集资若干主办一个球队，若是球队晋级升等、球员成为明星，就能以此吸引更多的观众，球场和球队的收入以及球员本身的薪资都随之同步上涨。今天，一个全国级的球员，无论是足球还是棒球运动员，年薪大概都是数千万美元。球队老板的经营除了门票以外，更多是卖广告、食品、纪念品等，以此累积数十亿的资产。

这些财富的来源，往往是工厂劳工阶层：他们收入不高却努力储蓄，盼望能够在比赛季节看一场球。一场球赛一个观众的支出在两百到五百美元之间，加上旅费、住宿、饮食等支出，一位劳工看一场球，他的月薪就要去掉一大块。但是他们乐此不倦，因为美国人需要寻求刺激：快速地奔跑，群众的吼叫，以及球星的英雄形象。许多人自以为，球队代表城市就是代表自己。我们到达匹兹堡时，匹兹堡三个球类队伍都获冠军，“三冠王”的荣耀，使得市民们在第三次胜利时，全城彻夜狂欢。我询问邻居：“球员都是匹兹堡本地队青年吗？”他瞪我一眼：“匹兹堡队，这个词还不够吗？”在今天社区／社群均已淡漠疏远时，本地队胜利带来的虚荣，填补了已经淡化的群体归属感。冷眼旁观者看来，是圣经上所说“虚空的虚空”：如此泡沫，却将劳工辛苦工作得来的收入，堆砌为无数的巨富，以及若干明星球员短暂的名誉和财富。

2016~2017赛季北美职业冰球联盟（NHL）总决赛第六场比赛中，匹兹堡企鹅队客场以2比0战胜纳什维尔掠夺者队，从而以总比分4比2卫冕总冠军。

娱乐产业和体育产业，都是不能有累积的产业。虽然说一部电影佳作等于一部好的小说，可以永垂不朽，但实际上一百多年的好莱坞，真正称得上“名著”的电影作品，大概双手可以数得出来。运动场上一场球赛下来，等于一阵风飘过水面，当时会激起涟漪，在场会感到兴奋，后面没有累积，也不会成为人类试探体力的极限。在我自己看来，这两个行业在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上，正如罗马帝国从盛而衰的时候斗兽场和格斗场上的活动，乃是人群虚空的浪费。

更可悲叹者，这两种行业尤其是娱乐业使用的媒体，所及群众之广大，以至于宗教人物和政治人物也都见猎心喜，运用同样的渠道和场合，或者作为宣道之处，或者作为竞选工具。以后者而论，罗斯福运用无线电，直接向全国的选民解释他的政策；肯尼迪利用电视，以英俊的外表、善辩的口才，吸引了无数的选票——而他的对手，却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新工具的存在。现在的特朗普总统，利用信息业中的传播工具“推特”传达他的观点，直达每个选民手上的手机。这种借助即时通信工具诉之于群众喜好的方便手段，已是今天政治活动中无法摆脱的一个圈套。结果就是，政治家凭借情绪化的表达、直接的个人形象来获取选票，而非理性的思考和辩论。如此的政治活动导致的后果，即是哗众取宠的“群众民粹主义”。

在宗教方面，尤其在美国的内陆和南方，过去广场讲道和大蓬的聚会，现在转移成为在运动场上的聚会和直达家庭的电视播送。煽情的言辞取代了教义的阐释，所谓“福音教派”（Evangelism）的若干宣道者也因此暴得巨富：他们不是真正在拯救灵魂或指导迷惑，只是借由这种工具，求得自己的私利而已。

“致富”是美国文化不能摆脱的诅咒

美国以商立国，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追逐财利。前文提过，那些镀金时代的大亨努力致富，却在事业成功后散财捐款，以满足清教徒的心智境界——这是从好的一面看。如果从恶性演变的一面看，竞争激烈的战场上的斗士，不会满足于胜利后的喜悦和风光，胜者还会需求凯旋后的享受。而且胜利如同鸦片，上了瘾就不会洗手不干。这尤其反映于19世纪中晚期，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想要达到的境界似乎永无止境：建立了一个企业不够，还要这企业更进一步地扩大；对同行兼并还不够，更追溯兼并上下游产业，力求各个阶段都要由他一人控制。这种独占的欲望，形成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托拉斯现象。洛克菲勒家产，就充分地发挥了这种作风。如此方式的弱肉强食，其实冲销了所谓自由经济、公平竞争的理想。一个有一千万元本钱的商家，他的存在就剥夺了无数只有十万元本钱创业者的机会。到了这一阶段，赌徒性格遂与个人主义叠合，不仅成为投身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动机，而且这一个人投入的资本主义活动，转化为一个国家的行为特色。最后，逐利不仅是从事某个事业的动机，也是举国献身的人生意义之所系。

在美国历史上，托拉斯的现象早已出现。要到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的时期，才以公权力的力量限制托拉斯无穷扩张的企图。可是，美国的政治还是受金钱的左右，约束托拉斯的法律始终无法完全落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20世纪的后半段，托拉斯的风气再度猖獗。大股东不再以个人的名义并吞和独占，他们以注册“委托基金”的方式搜集股权，或者以公司与公司之间削价竞争的方式击垮弱者。到今天，举个例子说，所有关于传播和公共文化的事业，从报刊、出版商、通讯社、音乐戏剧事业、电影业、电台、电视等，都已经合并成全美不超过五家的大托拉斯。不熟悉美国情形的人很难想象：亨利·卢斯（Henry Luce）所开创的《时代周刊》，曾经是公共舆论的基地；在他死后不久，卢斯集团就并入了好莱坞的企业群，也吞并了迪斯尼乐园，等等；更没想到，在这一兼并的产业链上，如此一个集团竟然也延伸于旅游业，将一个大的连锁酒店希尔顿也并入麾下。由此可知，“财富”已经成为具有动能的巨无霸，其吞噬胃口再无满足之时。“致富”本身既是资本主义的手段，更是其根本特性——这一特性，也是美国文化不能摆脱的诅咒。

2019年3月20日中午12点02分，迪士尼宣布对21世纪福克斯710 亿美元的收购正式生效，X 战警、神奇四侠、死侍等 IP 从此入迪士尼阵营

财富累积到相当规模，如果属于个人，个人死亡后财富经过继承，最终会分散为许多较小资产。但是，今天的美国个人资产，常常聚合为承受委托的法人团体——所谓“信托基金”，即一个管理财富的机构，只不过拥有相当于个人人格的身份，在中国的法律称之为法人。财富交托给信托基金，使得美国的财富聚集为法人，而不是分散到个人手上。中国俗语“富不过三代”，以家族继承而言，乃是必然的后果。

今日美国则不然：巨大财产的继承者，竟然是有法人身份的信托基金，基金只会成长和累积，而不会分散。若干巨富的财产，由各自巨大的信托基金来管理运营，在美国财富总量中占有惊人的比例。如果不是有这种大型的财团法人作为投资的源头，一时之间，任何事业无论公、私，都很难有所成就。

也许，这就是个人主义高涨的社会内，别出蹊径的调节方式。一个信托基金实际上就是一个狩猎团队，也可以说是草原上的狼群。无数平民的小小积蓄，存入银行或者保险基金，但是最后都合并在许多庞大的基金之下，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各处并吞——昨天我正在并吞别人，没想到今天自己已经被并吞了。不仅同业之间彼此竞争，胜负由财力决定；各个行业之间，也常常有不同程度的利害冲突。于是，每一个产业都会借重大的信托基金组织设法影响到公权力，使公权力制定政策对自己有比较好的偏向。因此，财富影响政治，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而且，过去财富影响政治的方式，是地方性小型的财团帮助地方性的政治人物与另外一批政治人物竞争，争取掌握公权力的机会。

到了最近二十年左右，既然财富已经大量地集中，这种搏斗的战场就超越地方而成为全国性的搏斗。每次大选就是钱与钱之间的肉搏，不但每一个候选人要找财团支持——民主、共和两党本来就因为各自自由和保守的趋向，有一些利益相符合的财团金主，此时更是白刃相见，争夺其他财团的支持，而以未来施政的政策作为交换。最近这次大选，就充分地呈现了这种政权与金权之间的纠葛不清：候选人和某些财团挂钩以后，自己本来的理念和立场，都必须要将就金主的要求而有明显的调整。

资本主义本身是图利为主，因此，金钱污染美国文化，成为难以避免的困扰。从美国立国以来，金钱决定社会地位，金钱决定教育修养，金钱也决定政治权力何所归属。这就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特色。在欧洲，资本主义最得势的国家是英国。但是，英国还是有强大的工党力量，可以坚持社会福利作为重要的施政方向。其他若干社会福利发达的欧洲国家，也都是因为财富本身的数量无法与美国相比，财富集中的机制也无法先由托拉斯滚成大雪球，再把许多大雪球累积成为巨大的财富集团。因此，那些北欧的国家在施政方面，就不断地防堵美国资本主义取向的机制——在财富出现快速集中整合的迹象时，公权力就会纠正这一趋向。

总而言之，上述各种美国社会大众的集体性格：新教伦理延伸而来的个人主义，应该是美国价值观的主体；以资本主义为基础而凝聚成的“好利”的价值取向，则是其实践。

美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这两大浪潮，冲散了原本聚合个人的社区与社群。科学知识的普遍和文化的多元，卷去了教会的约束，也削弱了人们对信仰的依靠。

清教精神和个人主义之间，原本彼此依靠足以安顿人心。目前，单独、散乱的个人必须构建另一群体、另一依傍。这就留下空间，出现许多个人组合而成的大群体。而且，如此大群体必须是可见的、可以感觉的集合体。前述大型集会，亦即大型音乐会或者大型球赛聚合的群众，正好符合这一需求。无数散乱的个人，于是有了虚拟的归属，填补了无所依傍的孤独。

球场与大型演唱会反映为群众主义，将无数个人席卷入热闹而不必负责的盲目、冲动之中。于是集体意志呈现为民粹；“平等”观念导致轻视“优异”，甘于凡庸；从“自由”观念出发，则蔑视传统与规范的约束。

美国的社会结构走到这一地步，也就可能因为缺乏真正的归属，也缺乏心灵依靠的理念，渐渐由疏离而致涣散解体。如此危机，令人担忧。不过，凡事都有正负两面，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抉择，也可以不拘一格，因应时代而修正改变。美国一般人的群体性格就是如此，充满动力，同时也冲动、浅薄。美国的文化遂表现为实用，是以科技成就多于理论玄想，重视法律、政见而忽略历史、哲学。这是一个科技挂帅，但在教育、修己方面有待填充补强的年轻文化。目前它刚达盛年，可以重实用而轻理想、重开展而轻持守、重今天而无视过去。然而，一旦面临衰老时，将何以自处？此乃美国人应该早日反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