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奇帆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内外情势剧变之际，国内国际“双循环”成为中国战略转向的一个显著标志。其中，为什么要搞内循环、怎么搞内循环、如何处理内循环与外循环以及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等问题，尤其引人猜想。

9月6日，黄奇帆出席“中国经济发展与信用建设论坛”并作了《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趋势和中国经济的双循环》主题演讲，他认为：在过去十多年出口遭遇天花板、贸易摩擦增多、劳动力紧张、比较优势减弱、环保成本上升等五大压力下，中国走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道路，不仅是因为脱钩倒逼或疫情下的产业链困局倒逼，而是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路径。他认为，单靠外向型经济支撑不起强国战略，当今发达国家没有一个靠外向型经济成为强国，而是把内需作为一个磁铁，吸引天下各国与之相关联，由此奠定国家强大的基础。

他提出四条建议：首先是把创新作为内循环的重要载体，尤其要弥补创新的薄弱环节；二是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把“新基建”搞上去；三是挖掘传承产业的新发展空间；四是解决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他特别指出，中国还有六亿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农民。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只占全年收入3%，40年都没变，这是农民穷的基础性原因。如果能让其财产性收入从3%变成30%，不仅农民的收入会有巨大提高，也对中国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5月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内循环为主的战略，这个战略对中国影响深远。

中国可以这么说，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是经过了近30年的外循环为主的战略，然后到了2010年以后逐渐开始往内循环为主的方向转。

2010年前后，中国工业产值成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2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成了世界第一。所以我们GDP第二，工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第一都是在2010年前后形成的。

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世界对我们的外向型经济形成了五种压力、五个坐标面的变化：

第一个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我们的出口碰上了天花板。

第二，从2006-2015年，10年WTO里各种贸易纠纷案件1/3是跟中国打的，因为中国的出口突飞猛进，等于占领别的国家的市场，所以摩擦不断。

但这个摩擦，和美国现在和我们搞贸易摩擦是两回事，那属于WTO常规的经济次序里产生的摩擦。

第三，从2012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边界条件变化了。

2012年以后中国每年退休的人达到了1500万，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每年1200多万，实际上每年要少掉200多万劳动力。整个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这几年劳动力成本提高一倍以上。

5年来少掉1000多万劳动力，为什么大家没有感觉劳动力普遍的紧张？因为经济下行了，从11、12的增长率现在到了6，去年是5.9，降一个百分点涉及200万人就业，降了5个点就有1000多万人就业岗位没了。

但是那时候正好需求上劳动力供给上少了1000多万，两边是平衡的，这本身就说明了劳动力少了以后经济要下行的。

第四，中国在这样的大工业发展中，油电煤气运包括城市土地成本都提高了很多，比较优势开始减弱。

第五，生态环保的压力增加，对环保的治理成本也大大提高。

面对这些变化，中央审时度势，从2013年提出了新常态，2014、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了过去以出口拉动为主的状态，转化为供给平衡的状态，多余的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这一套循环措施出来以后已经把中国的经济其实就在往内循环方向走了。

所以2019年中国GDP100万亿，中国的进出口折算人民币32万亿，所以中国经济的外向度从2006年的64降到了32，这说明其实在十八大以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已经转了一个弯，从外循环为主逐渐变成外循环、内循环双循环。

这次在疫情下，在美国脱钩的压力下，我们推出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格局，是个顺理成章的事。

它不仅仅是因为脱钩倒逼的，也不仅仅是疫情下支离破碎的产业链倒逼的，而是中国的强国战略，是中国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路径。

当今发达国家没有一个靠外向型经济成为强国的，而是把内需作为一个磁铁，吸引天下的各个国家和他发生关系，由此奠定强国基础。

美国去年GDP总量是21.5万亿美元，外向度只是GDP的19.5%，20%都不到，美国过去十几年一直维持这个平衡的比例。

强国不是以拼命的出口去占领市场成为强国的，恰恰是以全球都跟他做贸易，东西卖给他，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的进口国，中国在进口方面是第二，出口方面我们是第一。

再看欧盟，欧洲这个22个国家每个国家单独算的话，进出口的外向度都是每个国家GDP的60%。

但是，当欧共体变成一体化，如果你把欧洲这20个国家在申根协议范围内互相交易的都算内循环，欧洲20个国家整体出口到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么算的话，欧洲的进出口占欧洲的GDP就是22%。

日本在外向度蒸蒸日上的时候，正好是他从50年代战败国重振旗鼓，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下，他以出口利国带动发展，但外向度发展到了GDP50%以后，日本也开始转向内，现在它的外向度是25%左右。

讲这段的意思，强国战略不是外向度极高的情况下形成的。

现阶段中国经济外向度还比较高，但今后的二三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个意义上讲强国之路，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不是在闭关锁国情况下的内循环，而是开放条件下的内循环为主，是以内循环来支撑开放，这是总的概念。

内循环会对中国经济今后十年、二十年带来什么好处呢？至少五条：

第一，内循环下经济效益质量会提高。

大家知道加工贸易大进大出，如果有1000亿的产值出口的话，你产生的GDP只有12%左右，因为80%的零部件从国外进来，你赚的就是零部件进来以后的组装费劳务费，只占10%。

但是，这1000亿带动的是外国的80%，800亿外国的零部件企业的产值，这带动了外国的就业和外国的利润税收，但你自己的效益质量并不怎么高。

内循环下至少产值GDP会占到30%-33%，这就是内外循环的差距。

你要把两头在外的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变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70%、80%本地造——本地造不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自己造，还是开放的，你把全世界能造零部件的最优秀的企业七八百个引过来，告诉他们我这有世界1/3五六千亿的市场，你到这来这个市场就是你的。

这样七八百个外资企业都在你的城市100平方公里半小时、一小时的半径内齐聚，形成开放、国际化的产业链集群，但是垂直整合一体化放在国内。这样，这些零部件的税收、劳动力带动的都是我们国家的，这是第一条。

第二国民经济更安全，这也不言而喻。

如果两头在外、大量依靠外国的进口，一旦有经济危机、有地质灾害或者社会灾难，总之一个企业停了，哪怕其他100个企业都是好的，少了这1%，产品也做不出来。

第三就是企业的技术进步，核心器件、自主开发这方面会加强。

外循环的情况下会认为世界是平的，一切都可以交换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都可以通过买买买来的，资源优化配置没有任何干扰，这样去想的时候，就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什么都可以买卖。

最近很多舆论总是有点诟病联想，如果用历史的宽容度来说，他过去30年就是买买买的外循环，所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换一个战略，整体上如果以内循环为主的话，还真应该像华为这样自主开发，加强研发核心根基、基本面、基础性的东西。

第四，内循环基础上要素市场就会充分的发育。

要素市场不复杂，最多一个国家就那么十来个品种，什么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石油天然气能源市场。

这些市场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要素是支撑一切企业、一切商品流转的基础，这种要素市场可以有一二级市场，有期货市场，有常规的交易市场，这样的市场如果充分发育，就会支撑整个社会的商品市场发育。

我们的要素市场这几十年发育不够。今年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意见》。

这个文件极其重要，讲了一系列的要素市场，如果按中央政策操作到位，一个要素市场至少产生1-2万亿的红利，那这五六个要素市场可以产生10万亿，一年产生10万亿，十年100万亿，30年300万亿量。

我们常规经济系统里的各种坏账什么的，都可能通过要素市场改革产生红利，把它对冲掉，而且要素市场不需要国家投资100亿产生100亿，它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产生了生产力，这个红利是改革的红利。

所以大家注意，应该把中央的这个文件当做十分重要的文件把它给搞懂。

那为什么过去十年、二十年要素市场发育不够畅呢？因为我们在外循环，世界的要素市场是充分发育的，你的商品各方面在世界要素市场的循环中，你不会感觉有什么问题，国内的哪怕没发育你也觉得很正常。但内循环为主的时候，这些发育就十分重要。

第五，一旦内循环为主，国内的市场潜力充分发掘了以后，进口对中国显得更加重要，一方面大量进口代表中国国内的老百姓相对富裕，有消化世界产品的能力。

另外一方面，大量进口你的国际市场的地位就更高，贸易摩擦就更少，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就更强，因为你是世界最大的买主。

中国现在和美国就差五千亿美元，他比我们采购量、进口量多五千亿，我觉得中国其他的第一都不那么重要，如果进口量能够今后几年内实现第一然后一直保持下去，就凭这一个，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会大大增强。

还有一点，进口多的国家有定价权，买东西多就可以打折，对手看到你买的多也容易迁就你。

再有一方面，进口多的国家有货币支付的决定权。

最近几年中国这种决定权逐渐增加，大家看到跨境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去年是七万亿人民币，规模也不小，相当于一万亿美元。

从这个角度最近大家看到一些新闻，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用人民币计价，从中东进口原油，期货市场用人民币计价，石油美元变成石油人民币，当然这个量现在还小，如果你是进口大国，如果不断的推进这一环，人民币国际化就出现了。
所以说，内循环真的很有战略意义，是强国之路。

具体的一旦推进内循环，重要的措施有那么几项：

首先要抓好创新，内循环的重要载体是创新；第二，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把新基建搞上去；第三是老树新芽，挖掘传承产业的新发展空间；第四，解决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

我们的创新目前有三个薄弱环节，如果在内循环下要把这三个薄弱环节补上，就会形成巨大的发展动力——

第一，目前中国在核高基的研发投入上还是短板，中国的研发费已经达到GDP的2.2%，一年有22000亿的投入，在世界排名第二。

但是其中投资到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研发，只占5%约1100亿，比例非常低。美国在核高基投入的研发费是我们的20倍。

这方面我们要向任正非学习，任正非一年研发费是他的销售额的15%，他1000多亿的研发费里面，30%投在芯片这些核高基上，也就是300亿。这样的话，全国1000多亿核高基研发投入里任正非一家去了300亿。

而我们那么多大专院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研发费，都是分散耗散，核高基领域的品种投的真的不多，今后要补这个短板。

第二，科技成果转化的不多，好不容易有0-1的研发成果，但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率太低。

4月9日中央要素市场改革文件里特别讲了一个概念，要形成一大批像德国的弗劳恩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干嘛的？

它不搞科研，而是把德国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科学技术转移的机构。你有成果，他有成果转化生产力的智商，弗劳恩研究所就把两头接起来。

我们国家就缺这个，孵化器一大堆，就把发明创造的科学家纳到孵化器里，这个孵化器其实就是一幢楼，房租不要，让你在这搞，结果那些专家在大学实验室能无中生有的发明科学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的成果，但这些成功转化没有发生，所以这方面我们路径有误差。

好不容易转化出那么一点东西，但过去资本市场没开门，从去年开始科创板出来了，独角兽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资本投入体系开始大门打开。

如果这三个环节打通，将是中国今后内循环创新的核心链条。

再说新基建。新基建之所以重要，它代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现在我们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就是智能化革命，5G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形成的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等等。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仅是跟进者，我们还是引领者之一，在5G一些方方面面我们是比较领先的引领者。所以中央在疫情下推出新基建，非常了不起的前瞻性，把这件事做好也是内需。

第三，老树新藤，挖掘传统产业新的发展空间，外循环的时候可以不当回事，但是当内循环的时候这也是新的增长动力。比如汽车我们已经连续三年销售量在下降，年年下降好像到了天花板。

但仔细想想我们的汽车保有量是17%，每1000人是170辆，美国1000人是840辆，欧洲所有国家加日本、韩国发达国家经济体系是60%多，我们现在才17%，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发展中国家也有40%以上，凭什么我们到了17就天花板了呢？这些都是可以动脑筋的。

最后一条，我们有一个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发展的主体动力源泉一是企业，二是小微企业，三是老百姓，这三块内循环的主体动力要发挥。

企业有没有积极性看六条，一就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能解决好，二税费成本要比较低，三有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四要保护企业的资产的权力，五政府和企业之间亲戚关系要处理好，六还要保护企业家的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你把这六条做好企业就发展了，这是一个。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小微企业不是生产力突破的什么工具，但它能够自我解决就业，80%的就业都在小企业里边，所以你把它当做民生自己保障自己，能有钱消费的重要的一个群体。

我们还有六个亿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农民。我做过统计，重庆3千多万人，2千万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占全部年收入3%，97%是劳动收入或者出去打工的收入，这个问题40年没变，这就是中国农民穷的一个基础性原因。

如果能够让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3%变成30%，我就相信农民的收入会有巨大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讲还要靠改革。

以上这些,就是我讲的内循环下要从技术进步开发到新基建、新的工业革命，老树新芽，动力系统，企业动力、小微动力、个人消费的动力，把这些事做好，内循环就会很好的转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