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9年全球跨境投资简况

1.全球跨境投资区域分布

2019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FDI）流量是1.39万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自2016年以来连续第四年下降（2018年比上年下降了6%，2017年比上年下降了21.9%，2016年比上年下降了5.4%）。

2019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比2018年减少6%，约为6430亿美元。对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15%，为3050亿美元，其中流入英国的资金下降了6%，估计为610亿美元；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则保持稳定，为2510亿美元；流入澳大利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42%，为390亿美元。

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资金保持不变，约为6950亿美元。其中，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加了16%，增长集中在南美洲；流入非洲的外国投资同比增加了3%；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估计达到了473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6%。

亚洲跨境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东亚和西亚地区的外国投资下降，亚洲各区域跨境投资情况为：东亚地区下降了21%，西亚地区下降了16%、东南亚地区增长19%、南亚地区增长10%。虽然2019年流向亚洲发展中国家的FDI下降，但仍占全球FDI的三分之一。

2.全球跨境并购大幅萎缩

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跨国并购大幅萎缩，比上一年减少了40%，至4900亿美元，这是自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全球跨国并购额下降最严重的是服务业，下降56%至2070亿美元；其次是制造业，下降19%，全年并购额2490亿美元；初级产业下降14%，为340亿美元。以美国公司为目标的并购交易仍然占较大比重，约占并购总额的31%。

并购规模下降既与跨境投资总体规模下降有关，也与大宗交易数量的减少有关，2019年统计的超过50亿美元的超大项目合计30个，而2018年为39个。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跨境投资产生影响

当地时间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已经构成全球性“大流行（Pandemic）”。从3月17日开始，WHO已经将中国的确诊病例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合并统计。新冠肺炎在全世界范围的大流行呈加速趋势，已经席卷190个国家和地区。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月25日9点30分，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41.7万例，造成18615人死亡。 

疫情的全球蔓延至进一步恶化，已经对全球社会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全球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就跨境投资而言：

• 各国纷纷出台应对疫情的各类管控措施，使跨境投资活动受到明显抑制或延迟，投资效率大幅降低；

•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已有投资，预期投资收益下降，将减缓跨国公司及其外国附属公司的资本支出，这将对再投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全球跨境投资规模；

• 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产业，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前项目的投资决策。

2020年3月13日商务部和外汇局发布了我国对外投资统计数据，2020年1月，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87.9亿美元，同比下降7.1%。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3.2亿美元，同比下降9.5%。受疫情影响，预计2、3月份的统计数据也将同比下降。

2020年3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最新全球FDI趋势监测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将对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动产生负面影响。在产业方面，贸发会议统计了在全球FDI中占据重要份额的50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收益预期（见图1），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综合来看，这些公司将2020年的收益预期下调了9%。

其中受打击最严重的是汽车行业（下跌44%）、航空公司（下跌42%）和能源及基础材料行业（下跌13%）。统计显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利润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利润面临更大的风险，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利润下调了16%。

在跨境投资类型方面，新的绿地投资项目受疫情影响将延缓，贸发会议调研数据显示部分项目因疫情而推迟；跨境并购也受到显著影响，2月份的数据显示，跨境收购的完成率大幅下降，从正常的每月400-500亿美元降至不足100亿美元。

总的来说，由于新冠疫情发展对全球跨境投资影响的不确定性，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全球跨境投资流量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与之前预测的2020-2021年FDI趋势边际增长相比）：

• 情形一：新冠疫情影响范围短期（3-6个月）得到控制，预计新冠疫情对2020年全球跨境投资流量的下行影响大约为-5%；

• 情形二：新冠疫情持续影响2020年全年，预计新冠疫情对2020年全球直接投资流量的下行影响约为-15%。

我们相信，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跨境投资的影响是直接的，而疫情对资本输出国及东道国在政治、经济金融和产业等层面的影响更值得关注，将深刻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的跨境投资活动。本文希望通过对以上各层面的分析，梳理全球跨境投资的发展趋势，供企业和相关方参考。

（一）政治环境影响

1.大国冲突可能加剧，国际关系更加复杂

受到疫情冲击，中美可能进一步产生摩擦。中美两国今年正式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协议已于2月14日起正式生效。根据协议，中国在今后两年时间里增加购买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和服务。受疫情影响，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将遭受较大冲击。随着疫情在国内得到较好控制，经济活动逐渐恢复，但在美国却呈现爆发趋势。

目前来看，中美贸易协议的履行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虽然新冠疫情显然构成“无法预见的事件”，可以免除中方履行协议的义务，中方也采取措施，减少从美国采购商品的关税以鼓励进口，但不能排除特朗普政府迫于国内压力、争取连任等因素，重新挑起争端的可能。

疫情或加剧美欧冲突。为了防止疫情在美国本土蔓延，特朗普宣布对欧洲施行为期30天的旅行禁令。欧洲方面对美国这一“单边”措施表示不满，有相关官员称特朗普在宣布此措施前并未与欧洲国家提前沟通。

另外，美欧之间现存的贸易冲突也没有得到解决。空客波音案尚待宣判，“数字服务税”纷争未决，有专家称欧盟原定3月与美国的迷你贸易协议恐再次落空。近期美欧之间的沟通并不顺畅，疫情无疑为美欧关系进一步蒙上了阴影。

伊朗疫情可能加深中东地缘政治问题。伊朗目前是海外第二大疫情国，累计确诊人数仅次于意大利，新增人数也处于上升阶段。受限于其公共医疗水平，伊朗对疫情的控制颇显无力。由于伊朗尚处于经济制裁之中，经济发展较慢，医疗设备与药品也不能得到及时供应。

今年以来伊朗地区一直处于政治不稳定阶段，疫情爆发将加速其政局动荡，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国际地位。考虑到疫情可能向中东其他国家扩散，以及中东地区整体医疗水平有限，整个中东地区疫情发展趋势尚不乐观。而伊朗政权的对立面可能借此机会发难，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面临一定的变动风险。

2.疫情或影响大选，政府稳定性面临挑战

新冠疫情将在两方面影响特朗普连任。一是前期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轻视，使得美国疫情在初期未能得到很好控制。虽然在疫情趋于严重后，迫于各方压力，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进行防疫，但是选民对其支持程度还取决于今后疫情在美国的发展。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新冠疫情的防控可能会成为一项重要议题。二是特朗普最大的竞选资本来自美国经济在其任期内发展势头强劲，失业率降低至近50年低位。疫情在美国大有爆发之势，势必对美国本土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截至北京时间3月19日，美国股市已经4次熔断，几乎抹平特朗普上台之后的股市增长幅度。另外，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也将传导至美国，打击美国经济，从而削弱特朗普的政治筹码。

除了特朗普政府，全球范围内的执政党也将迎来疫情“大考”。日本安倍首相、韩国文在寅总统都在疫情爆发初期出现过决策失误，英国的“群体免疫”策略也正遭受一些医学专家的质疑。疫情正在考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若面对疫情应对不当，可能会被政治对手利用加以攻击。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控制，一国公共医疗系统将率先受到冲击，事态扩大还会引发社会动荡，对政府稳定性造成较大影响。

3.疫情持续影响深远，将推升政府违约风险

受疫情影响，世界各国政府大多会增加支出。增加的政府支出一部分用于采购医疗器械及物资，保障其医疗体系运行；一部分支出用于刺激经济增长，使本国经济尽快摆脱新冠疫情的拖累。

政府支出增加，可能造成财政吃紧、政府债务水平升高，降低政府的付款能力，诱发政府违约。发达国家中，美国已经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最多可动用500亿美元资金对抗疫情；英国政府也推出了大规模的政府支出计划；其他国家也会针对疫情情况做出反应。

对于发达国家，其经济基础较牢，虽然疫情导致政府支出增加，加重政府的负担，但政府债务风险相对可控。如果疫情发展不受控制，依然有可能触发新一轮的债务危机。而对于新兴市场，其经济基础相对脆弱，国家的融资能力有限，应对疫情冲击的能力不足，面对疫情政府债务问题可能更加突出，政府违约现象恐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一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倾向也会在一定层面上影响政府违约行为的发生。具有民族主义色彩或左翼色彩的政府，通常对外国企业在本国的投资活动采取相对谨慎、保守的态度，从而使外国企业面临准入限制和不公平竞争等挑战。

如前文分析，目前国际关系在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变得更加复杂，民粹主义有抬头趋势，尤其是当疫情使国内经济形势恶化，部分政客或将矛盾引向外国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违约事件会相应增加。

4.疫情应对考验政府能力，社会稳定性堪忧

目前来看，新冠疫情的爆发，将对一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提出重大考验，进而可能演化出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削弱其社会稳定性。

欧美等发达地区，医疗体系相对健全，但是面对爆发的疫情，短时间内医疗资源也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部分国家应对疫情政策相对消极，例如英国的“群体免疫”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暂时保全医疗资源，但是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控制，国家医疗资源依然面临枯竭、医疗体系面临瘫痪的风险，届时社会稳定性将大幅降低。

另外，医疗资源的分配在紧急时期很可能会向资本倾斜，疫情爆发初期，病情检查昂贵，富人能够提前进行核酸检测，得到更好的医治，贫富矛盾、种族问题都有可能在此特殊的环境下集中爆发，将公共医疗问题引向社会矛盾。

对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医疗保障能力一般，公共卫生预防机制并不健全，遇到突发的公共卫生风险，其公共医疗体系会显得更加脆弱，对疫情的传播缺乏很好的控制手段。如果疫情失控，不仅国家公共医疗体系会受到直接冲击，发展中国家紧缺的物资也可能遭到民众的哄抢，届时将出现严重的社会风险。

况且很多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严峻的社会治理挑战，2019年全球各地爆发了持续力极强的抗议游行示威，本就削弱了各国的既有秩序，新冠病毒的蔓延无疑会让各国政府疲于应付，增加各国的社会风险。

（二）经济金融环境影响

1.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增速疲软前景堪忧

随着疫情在全世界范围的蔓延，引发全球范围股市大跳水，同时原油市场暴跌，价格不断探底，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将会给全球跨境投资带来较大影响。

全球经济衰退可能难以避免。疫情与油价共振引发市场对全球经济衰退的预期，从去年四季度以来的全球经济复苏将因疫情中断。

OECD近日发布的中期报告《新冠病毒：全球经济面临威胁》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将降至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增长将急速放缓，并下调了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全球经济将仅增长2.4%，相比去年11月时的预测下调了0.5个百分点。

3月4日，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新冠病毒的迅速蔓延，将拉低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IMF预计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低于2019年的2.9%。

企业缩减投资对经济造成次生伤害。由于社交疏离，许多消费和投资活动接近停滞，整个需求层面出现严重下滑，并造成企业明显的存货堆积，总需求受到严重冲击。尽管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但由此带来的经济衰退会影响企业的信心和预期，进而促使企业缩减投资，导致全球投资下降，从而对经济造成影响。

2.全球股市剧烈震荡，“救市”模式纷纷开启

以美联储为首的全球宏观政策当局开启政策宽松大潮。美国东部时间3月3日，美联储宣布降息 50BP 至 1.00-1.25%。美东时间3月15日，美联储召开临时会议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100bp至0%-0.25%区间，继3月3日紧急下调利率后再次大幅降息，并同时将在未来购买5000亿国债、2000亿MBS，以支持市场流动性，应对抗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3月11日，英国央行也紧急降息50个基点，3月12日，欧洲央行加大量化宽松力度，3月13日，加拿大央行罕见的在10天内第二次降息。

世界各国各地区货币当局，如澳大利亚央行、马来西亚央行、香港金管局、澳门金管局等也纷纷加入降息行列。结合 G7 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所发布的声明，一时间市场对于全球各国政府和地区携手实施经济刺激的预期大为强化。 

疫情在海外加速扩散，全球股市集体跳水。市场更多认定美联储降息是出于应对新冠疫情的需要，恐慌情绪持续发酵。2020年3月9日、12日、16日、19日，美国股市发生四次向下熔断。这四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价的跌幅分别达到7.8%、10.0%、12.9%与6.3%。泰国、菲律宾、韩国、巴基斯坦、印尼、巴西和加拿大等11个国家股市也因暴跌触发熔断机制而出现暂停交易的情况。截止到3月17日收盘，从年内最高点到最低点来估算，A股市场上证综指的跌幅为12.4%，标普500的跌幅为29.5%，欧洲市场跌幅为32.0%，韩国市场29.8%，日本市场30.5%。从全球市场的横断面数据来看，A股市场的下跌是最小的（图2）。

总体上，疫情控制相对较好的地区，市场跌幅都要更小，疫情控制更差且蔓延风险更大的地区，市场跌幅都更深。全球金融市场近期广泛且严重的动荡显示，市场参与者的担忧似乎超越了疫情的短期经济冲击。市场有极大的长期性的担忧，担心央行货币宽松的政策空间很小，从而可能出现债务——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使得全球经济长期陷于停滞局面。

两大驱动因素促使危机爆发。一是疫情的国际扩散，政府应对不力，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导致集体出售风险资产。二是油价下跌导致美国页岩油气企业发行的垃圾债出现问题，导致投资者受损，投资者被迫降低风险资产比重，从而触发了新一轮集体抛售。

总体来讲，虽然这次股市调整是在外部冲击之下，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当前经济增长与企业盈利前景并不足以支撑当前美股的高估值，因此市场开始对美股重新定价。美国政府维持量化宽松和低利率，美国企业因此大量发债，尤其是上市公司通过不断发债、回购股票推升公司股价和估值，导致美股目前估值高企、债务高企。

很多大型机构甚至相对保守的传统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都不得不增加权益资产占比。而美国股市具备典型的头部企业主导特征，2017年以来美股上涨的主要机制在于过去风险偏好较低的机构投资者通过ETF和量化策略大量投资科技蓝筹股，导致投资标的高度一致。当市场遭遇外生冲击时，行业共同风险显著增加。巨大外生性冲击导致投资者权益出现亏损，机构投资者不断调整持仓，抛售资产，股市下跌。

3.市场供需格局恶化，原油市场跌势难止

原油价格整体继续下行。欧佩克减产协议破裂导致全球原油价格大幅下挫，叠加新冠疫情在全球继续扩散，原油价格整体继续下行。3月18日，布伦特原油期货跌破27美元/桶关口，为2003年11月以来首次。美国WTI原油期货一度跌破24美元/桶，创2002年6月以来新低。

美国政府依靠政策支持了一批页岩油企业，油价暴跌不仅会直接影响美国经济，也会产生一系列债务问题，进而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形成冲击，因此油价暴跌也进一步加剧了美股的暴跌。未来如果疫情全球蔓延超出预期，将会导致全球宏观经济大幅下滑，通缩预期压力上升，原油需求大幅下降，将会给能源产业带来较大冲击。

全球原油供给结构集中，原油价格更多由主要供给方的竞争策略所决定。全球原油市场供给集中度极高，欧佩克（特别是沙特）、美国、俄罗斯构成原油供给三足鼎立态势，三方合计占全球原油供给比例近70%。在页岩油产量的持续高增推动下，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

供给侧的高集中度意味着有组织的竞争策略持续存在，令全球原油供给的波动性远大于需求，供给端的波动也直接影响了原油的价格。面对美国和俄罗斯市场份额的竞争，沙特在“限产报价”和“增产保份额”两种竞争策略之间不断转换。

本轮减产协议谈判的失败，意味着短期内原油价格仍将低位徘徊。但由于油价走低，将会拖累沙特和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导致经常项目出现逆差，外汇储备外流，带来一定程度的财政困难，货币贬值压力也会增加。考虑到当前产油国的外汇储备承压有限，因此本轮的竞争性降价预计不会持续太久。

（三）产业环境影响

1.疫情从供需两端影响行业投资收益

随着各国政府不断加强防控举措，防止病毒在本国扩散，疫情将主要通过以下影响机制冲击行业投资收益，进而影响外商收益的再投资。

从供给端来看，因疫情而停工期间，生产活动短期内明显减少，但厂房、生产线等固定资产仍需计提折旧，生产收缩增加了产品的单位成本，尤其对于对资本要素依赖更高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更易受到固定资产折旧等固定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除了必须支付人力薪酬而同样承受成本压力时，还会因人力不足而影响生产进度，生产进度的减缓也会增加产品的单位成本。

从需求端来看，疫情对需求的影响视不同行业类型而有坏有好。正面影响主要是刺激了医药、手游、云计算等行业的需求，负面影响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受各国实施的限制人员的流动和接触等措施而降低了对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行业的短期需求，二是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放缓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了消费者采购信心和需求，下游需求变差，使得产品销售受到很大压力。对于同时受生产压缩和需求降低的行业，其盈利空间将进一步压缩，进而影响其收益再投资的意愿。

从物流和渠道看，一方面，多数国家对国际航班以及货物进出口执行了更为严格的检验检疫，货物运输受阻，国际贸易受到很大影响。主要零部件厂商的生产与输送受阻对整车制造行业冲击较大。比如，为了防止断供导致在英格兰中部的Castle Bromwich工厂关闭，捷豹路虎正在用手提箱从中国空运关键零部件，国际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宣布停产和即将停产的工厂超过70座。另一方面，国际间人才交流，包括商务谈判、上下游合作、工程师之间的沟通效率都会受疫情影响而有所下降。

2.疫情导致部分跨境投资项目延迟推进

由于跨境投资的复杂性，企业通常需要组建大型的商务谈判团队，除企业自己的团队外，还需要聘请专业的中介机构进行项目的尽职调查，如投行、技术、商务、法律、财税等。为防控疫情需要，多国采取限制人员流动的管控措施，同时企业也尽量减少人员聚集采取远程办公的方式，但给现场的尽职调查以及审计评估工作带来困难，尤其是对于资源型行业而言，必须要进行现场尽调。

比如，矿业项目现场尽调可以通过与当地主管机关的交流、与目标公司员工的对话、以及对矿产权原件的核查等方式，加深对项目现场作业管理水平、安全保障措施等方面的了解。受疫情影响，江西铜业收购第一量子旗下赞比亚铜矿项目延迟，英美资源集团表示将大幅放缓秘鲁奎拉维科铜矿项目的建设，仅维持关键区域的正常运转。

3.疫情将全面冲击全球供应链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上游原材料供给困难，下游需求持续走跌，跨国物流频频受阻而带来的沿着上下游传导的涟漪效应。由于延迟开工、人员隔离，使得工厂劳动力短缺，产量和产能下滑，原先的销售订单和合同计划将被打破，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加上物流停滞等情况，往往不止影响到上游或下游的一两家企业，有些主要原辅材料也面临断料的风险，尤其是对于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行业而言冲击更为明显。

下面以汽车行业为例，分析汽车供应链受到疫情的全面冲击情况。《纽约时报》指出，跨国汽车企业通常将生产环节、分销网络、供应链管理以及研发、运营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任何一个企业链条断裂，少一个零部件都没办法把一台机器生产出来。

（1）从上游原材料供给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出口国，同时，中国汽车诸多关键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均来自日韩，其中韩国占全球内存产能的70%，虽然目前中国疫情已得到基本控制，企业正在有序复工复产，但欧盟零部件进口需求疲软，日韩汽车工厂关停（见表1）以及与汽车有关的半导体产品供给能力收紧等等，都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汽车企业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此外，汽车制造活动放缓，会向下传导到其下游产业链，削弱钢铁产品需求，随着钢铁需求放慢，目前已然承压的铁矿石价格将会进一步下调。

（2）从下游需求来看，出行限制短期内降低了汽车需求，同时大批汽车销售商已经暂停营业、车展和促销活动，LMC Automotive公司近期在对外发布的公告中，将全球轻型车销量预测下调4%（约370万辆），至8640万辆，是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汽车制造企业应对疫情的举措主要包括停产、关闭工厂和转移部分生产任务。

比如，日产汽车评估了供应链中断和需求下降因素后，停止了其在英格兰东北部桑德兰工厂的生产活动；PSA集团由于主要供应商的零部件交付中断以及市场突然下降，关闭了其欧洲工厂；马自达在江苏省的一家供应商将部分生产任务转移至墨西哥中部瓜纳华托州。

由此可见，此次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阶段全球供应链策略的不足之处。现阶段的全球供应链策略主要是在当前全球化趋势下，通过全球资源整合，通过集中生产最大限度压低成本。在这个链条下，每个国家或者地区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贸易互补有无，实现全局效率的最大化。但是，当发生重大疫情或者战争等突发事件时，一旦链条上的某一环节被隔离，会影响整体的运行。

（一）疫情发展下的全球跨境投资趋势

进入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并急速演变发展，实体经济供需两端遭受巨大冲击，各国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在此背景下，全球投资趋势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将对全球跨境投资趋势产生负面影响，将一定程度减缓跨国公司及其外部机构的资本支出。

体现在流量方面，对全球FDI流量的影响集中在受疫情影响较大区域，但由于垂直的世界分工体系和生产网络的全球化，供应链的任何一环出现变化都将随着贸易与生产分工迅速蔓延到其他链条与环节，恶化嵌入全球供应链上下游中的其他国家的投资前景，进而对全球投资存量带来结构性影响。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跨国传递的范围和程度加深，疫情对全球投资的未来趋势影响将取决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疫情在全球发展及演变的范围和程度；

二是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应对疫情措施的实施和成效；

三是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地区恢复生产的进度；

四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各类宏观政策及其效应。

从投资方式来看，一般而言，跨国投资的决策周期较长，项目生命周期有的长达数十年，因此疫情对现有项目和在建项目的即期影响有限。对新的投资和跨国并购项目而言，由疫情控制措施导致的生产关闭或产量降低将导致新固定资产投资的暂停，企业将延迟扩张或推迟并购。

因此，疫情对全球投资趋势造成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从投资目的来看，受疫情扩散影响最大的将是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和资源导向的投资。由于疫情引发的需求冲击，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全球投资将被延后，预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生产消费需求的回升将带动此类投资的回暖。效率导向型和资源导向型的投资由于依托全球价值链和供应网络，受疫情影响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物流影响，跨国公司开始重新审视其供应链和全球组织架构，或将重塑全球价值链和投资格局。

下面分别从疫情发展对全球投资影响的三个逻辑层面，分析受疫情影响下的全球投资趋势。

1.政治层面风险可能长期内影响全球投资布局

由前所述，全球政治层面的不确定性上升，部分国家政府稳定性下降，政策的连续性面临挑战，对外跨境投资在政策方面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政治风险对全球投资的潜在影响较为突出。此次新冠疫情可能成为逆全球化的一次演练，随着越来越多国家隔离措施的强化，国内国际矛盾可能进一步被激化，后续反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抬头值得观察，全球跨境投资可能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另外，各国的社会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疫情影响。过去几年全球对外投资在部分新兴市场较为活跃，而新兴市场的社会稳定性较发达国家预期会遭受更大挑战，全球范围对外投资活动也将因此受到冲击。

短期内，政治层面各因素主要通过影响海外项目推动和沟通进程进而影响减少全球投资流量，抑制全球跨境投资。受疫情冲击，东道国政策不稳定，疫情爆发各国纷纷进行出入境限制，与东道国政府的相关谈判会因此推迟。融资谈判进程也会受到影响，包括融资协议签署延迟、融资条件完成延迟等，导致新投资计划短期内面临调整、已投项目后续谈判沟通过程不理想。全球投资项目进展受阻导致全球跨境投资面临不确定性。

中长期看，受疫情影响，政府违约风险的上升将直接打压投资方的投资意愿。另外，部分东道国政府还款能力受财政收支和经济放缓的压力，政府及相关实体的违约风险上升，相应以主权债务为担保的海外投资项目，将面临较大的违约风险，也会导致一些主权类项目投资的减少。部分国家可能出于对疫情的长期性和预期性防范，采取的限制措施超过必要、合理的范围，海外投资间接征收风险上升，全球海外投资隐性成本增加。一旦出现政府项目违约或征收事件，不仅打击投资者对东道国的信心，也将长期影响该国投资吸引力，甚至引发资金外逃。跨国企业会因此调整区域投资策略、重排全球价值链，这必将影响全球投资流量的动向，并通过调整收益再投资、跨国并购等投资策略引发部分地区投资存量缩减，进而在长期影响全球投资布局。

在项目层面，对于正在筹备和谈判阶段的绿地项目、并购项目等，受疫情下的政策变动影响，可能出现短期停滞、调整投资策略、甚至出现投资计划中止、资本撤退等现象。对于已经在建设期和经营期的项目，边境封闭、限制出入境、清关延迟等政策将对海外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造成不利影响，增加投资项目考察、沟通的成本和项目的沉没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对外投资。

2.疫情导致经济及金融市场动荡是跨境投资最大不确定因素

2019年以来，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增加，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缺乏动力。据各大机构估计，受疫情影响，中国、日本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2020年增速预计同步下降。疫情引发的全球需求和供给侧同步收缩，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压力将明显影响未来全球投资流量变化。

全球主要经济体也是全球对外投资的重要支撑。受疫情影响主要跨国投资国家的制造业和经济停滞，全球投资者或许会对实体经济表现受疫情变化的影响程度，以及资产价格进行再评估，进而调整投资策略，这将对全球FDI结构和流量带来不利影响，使全球跨境投资放缓雪上加霜。

从结构来看，在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骤增、金融市场频繁波动的形势下，一方面，出于避险需求和风险管理的需要，避险资产价格上升，新兴市场可能面临资本外流的风险，受到疫情和资产价格的双重打击；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带来的需求负面冲击造成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经济体中，而停产和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影响则主要集中在中国、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等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其相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干扰，导致部分依赖其原材料和设备供应的海外项目出现脱节、价格上涨等情况，短期内调整供应商将给项目增加额外成本，进而对已有项目建设和运营造成不利影响。

从流量来看，一方面，随着美欧股市、石油价格的连续暴跌，市场普遍忧虑新冠疫情可能导致违约率攀升和企业信贷评级下调。根据历史经验，当美国经济基本面出现明显恶化时，即使美联储降息，企业融资成本仍可能不降反升，企业偿债压力增大。受资产负债表压力影响，银行等各大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上升，海外项目融资环境和融资成本将受到影响，项目融资的压力将挤压项目盈利的空间，进一步恶化全球投资流量。另一方面，随着疫情加速在全球范围蔓延，欧美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频繁波动不断打击投资者信心，境内外市场恐慌和避险情绪进一步上升，资金涌入美元、美债为代表的避险资产。市场对美元的巨大需求推升美元指数，美元继续扮演传统避险资产的角色。

而同时，美联储3月以来的两次降息和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又将使美元指数承压下行。多重因素作用下汇率走势的不确定性，使全球海外投资项目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敞口。为规避汇率风险，各国投资者可能寻求使用本币进行项目投融资，增加项目谈判的摩擦成本，进而对投资项目落地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对于在建或运营项目，投资者可能提前进行结汇售汇，或者在期汇市场进行套期等对冲操作，这又将增加投资项目的风险转移和规避成本，进一步影响投资收益的持续性和收益再投资。

3.全球供应链是疫情影响全球投资趋势的最直接路径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来自于跨国公司掌控下的国际资本主导的生产要素国际流向，当国际资本的流向发生改变，将最终改变生产要素集中度和中间产品流向，进而重塑全球生产供应链。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垂直分工的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间环节，而跨国公司所在的东道主国家拥有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发等关键产业链环节，享有资源配置和分配的权力。由前所述，疫情的全球传递打破了现行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转，并随着全球价值链产生网络效应，全球供应链短期内遭受巨大冲击，将影响全球投资前景。

短期来看，作为全球投资趋势的晴雨表，全球100大跨国企业已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业务受到冲击，并有超过40%发布了利润预警。较低利润预期将减少作为FDI重要组成部分的收益再投资，进而影响全球投资存量。跨国公司开始评估新冠疫情的影响，考虑投资再布局以分散风险，以期最小化疫情蔓延对其业绩的影响，并可能减缓在受疫情影响地区的资本支出，将影响短期全球投资流量方向和结构。

从长期来看，短期投资减缓和产业转移趋势对跨国公司长期建立起来的全球组织架构和供应链产业布局影响有限。跨国企业在重新考虑供应链战略时，需要权衡从产品质量和价格、到物流和供应可靠性、专门化分工等多重方面的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重组的供应链有可能不及一直具备价格竞争力和可获得性的现有供应链，在短期内将对运营和盈利造成下行拖累，甚至重组供应链缺少足够的生产能力，缺乏足够的供给弹性。

在疫情发展已经对全球跨国巨头全年营业额造成打击的情况下，短期调整供应链的做法无疑弊大于利。例如，尽管苹果公司前200家供应商中有3/4在中国有制造厂，受疫情停工等影响严重，但3月初苹果公司仍然决定在中国生产其高端iphone11系列手机，放弃了将供应基地改为印度的计划。

（二）相关应对建议

1.政治层面影响应对建议

一是投资前充分考虑国家关系、东道国的政治倾向、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对投资项目的影响，更大比例引入东道国资本，依靠合作方背景处理好与东道国政府关系。在遇到问题时，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和使领馆的沟通，积极协调项目各方。

二是跟踪东道国政府政策变动趋势，做好受疫情影响政府出台相应管制政策的准备，提前对人员、项目所需设备做出妥当安排。

三是关注由疫情产生的潜在社会风险，东道国一旦出现骚动，将影响投资项目的进度，或者造成项目成本上升。

四是建议外经企业密切关注东道国政治形势和主权评级变化，关注东道国偿债能力和债务违约情况。

五是在项目收益测算时，充分考虑政治风险，通过情景模拟和压力测试为项目留出利润空间。可以考虑购买海外投资保险，转移相关政治风险，力图将影响降到最低。

2.经济金融层面影响应对建议

一是建议外经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对正在筹备的海外投资项目，纳入由疫情变量带来的融资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上升、汇率变化、利率变化等因素，重新评估项目经济可行性，充分考虑经济金融不确定性上升对项目收益的影响。

二是对于面临大宗商品敞口和外汇敞口的项目，应合理利用金融工具对冲相关风险。

三是在OPEC等产油国投资时，持续关注原油市场走势，关注国际原油暴跌对当地财政压力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当地经济金融政策的变动。

3.产业层面影响应对建议

一是建议企业和相关国家政府加强磋商合作，在抗击病毒的同时确保供货、物流顺畅，积极利用东道国的疫情支持政策，最大限度的减少疫情对企业生产及上下游供应的影响。

二是，对于考虑重构供应链的企业，建议从多方面评估产业转移的成本和收益，合理衡量其对企业未来运营和投资盈利的影响。在长期应考虑区域内部供应链系统的完备性，增强供应链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是，对于在建项目或运营期项目，及时评估现有设备和原材料供应商的生产能力和受影响情况，必要时改用其他供应商设备或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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