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避免吃“哑巴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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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避免吃“哑巴亏”？
缅甸与斯里兰卡与中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但是面对中国资本的进入，依然谨慎小心，表明开展海外投资的难度有多大。保建云同时表示，如果已经发生了不可避免或者出乎意料的政治风险和其他风险，中国企业不能吃“哑巴亏”。
墨西哥高铁项目被放“鸽子”
“中国企业为参与该项目招标开展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大的人力和财力。”
让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朴民作出上述表述的项目是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市高铁项目。墨西哥高铁项目重启招标之后再次爽约，放了中企“鸽子”。
去年11月份，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的中墨企业联合体中标墨西哥高铁项目，仅仅3天后就被撤销，而后于今年1月14日，墨西哥交通部又宣布将重启高铁项目新一轮招标，而后1月30日，墨西哥财政部长比德加赖又宣布墨方将“无限期”搁置启动新一轮招标，所谓理由是油价下跌迫使政府缩减2015年公共项目支出，虽然墨西哥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石油收入，但仅因此而再次叫停该项目，显然没有说服力。
同时有分析人士指出，墨高铁项目受阻主要有其国内政治原因，下一届墨西哥总统大选是2018年，高铁项目再次中标后建设至少要在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开工，而短短两年时间显然建不成，现任总统不希望因为高铁项目影响其参加下届政府总统大选时的包袱。
中希合作“典范”出现杂音
祸不单行。日前，希腊齐普拉斯新政府刚一上台，就叫停了被誉为中希合作“典范”的该国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口（Piraeus）的私有化计划，而根据原计划，其多数股权将出售给中国的中远集团。尽管近日希腊方面又改口称，希腊新政府尊重与中远集团之间已经达成的协议，并对执行合同义务持严肃态度，但该项目合作前景依然不甚明朗。同时，受此消息影响，中国远洋股价下跌2.23%。
显然，上述两起案例皆使中国企业承受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日后的海外投资方式敲响了警钟。
缅甸与斯里兰卡邻居门口吃“哑巴亏”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斯里兰卡新政府在今年1月大选结束后已经着手对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发起的一些大型项目进行重新评估，包括科伦坡附近一个由中国支援的港口建设项目。而据美联社2月3日报道，今年1月份斯里兰卡大选的意外翻盘让美国看到了机会，奥巴马政府准备以此为契机重新修复美斯关系，并试图借此机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此前，中国在缅甸兴建的密松大坝2007年动工、计划投资36亿美元，由于环境原因，于2011年9月30日被缅甸总统吴登盛叫停。这是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开发的缅甸最大电力开发项目。而随后两国的高铁计划也因为类似的原因没有了下文。
缅甸与斯里兰卡与中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但是面对中国资本的进入，依然谨慎小心，表明开展海外投资的难度有多大。寻找应对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之法已成当务之急。
中企海外投资受阻受多种因素影响
其实不止近期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项目连番受阻，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发展，很多国企和民营企业都选择到海外“试水”，却因为各种原因而频频触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保建云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2014年我国不仅吸引外资规模世界第一，同时也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我认为未来较长时间内中国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企业都会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扩张而遭遇这类情况。”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就高达1028.9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1424.1亿美元。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未来遭遇此类情况不会是一件两件，有可能是大量的、系统性的出现。”保建云补充道。
去年10月《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发布，报告分析，在2005-2014年发生的120起“走出去”失败案例中，有25%是因为政治原因所致，有8%的投资事件在审批环节因东道国政治派系力量的阻挠而失败，还有17%是在运营过程中因东道国政治动荡领导人更迭等原因而遭受损失。此外不少企业对国外法律不熟悉，在守法方面不严格也使得这些企业面临困境。
同时报告中也指出，中国一部分对外投资企业在平衡东道国各种关系上存在较严重的误区，比如过度依赖东道国政府高层关系，不重视反对派、NGO组织以及媒体的声音，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上有的还欠缺。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投资项目总是一波三折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中企参与投资项目的所在地区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其次是企业对当地情况不了解，对当地法律法规缺乏认识，很多项目地方通过，中央通不过；最后是外国因素干预的原因。
中企“走出去”如何走得更稳
在1月5日发布的《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5）：“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治风险提出专业化建议，认为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结合自身战略全盘考核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此前曾在发布会上提出，应对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的原则应当是“事前安排为主，事后措施为辅”，亦即最重要的是通过事前的主动安排降低遭遇政治性风险的概率，其次才是在遭遇政治性风险之后通过补偿、索赔之类被动的事后措施来化解，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降低应对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的成本。
保建云认为，要分别从政府、企业、社会和学界四个方面采取措施，具体如下：
一是从国家角度，商务部、外交部等职能部门要对勇于“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一些对于投资地风险宏观上的引导和评估，以供参考；
二是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要对投资目的地的政治风险，民俗风情、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因素有所了解和评估，建议企业成立自己的评估部门，并建立一整套完整的评估机制；
三是从社会的角度，社会上的保险公司、金融机构可以对参与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供风险评估和咨询的服务，对外投资的企业走到哪里，相关的风险控制和咨询服务就应跟到哪里；
四是从学术角度，国家的智库、高校和研究机构，应当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专业化的建议。
保建云同时表示，如果已经发生了不可避免或者出乎意料的政治风险和其他风险，中国企业不能吃“哑巴亏”。
首先要根据产生风险的原因，按照当地的法律，积极地寻找一些补偿的机制；
其次，一旦难以获得补偿，要考虑通过协商和仲裁进行协调，保护自身利益，如果协商和仲裁也失效，可以从国际法律法规中寻找条款获得帮助；
最后也可以借助相关国际组织的帮助。
发达国家的经验也值得我国借鉴。在保护海外投资方面，发达国家出于经济战略的考虑，在大幅度增加海外投资的同时，相关机构的职能也不断强化。在提供信息方面，美国经济分析局具有功能强大的基础信息系统和管理咨询系统，并且定期对美国在海外的投资情况进行普查并发布；而日本则是设立亚洲经济研究所经济调查部、海外投资研究所等专门机构负责提供投资情报和促进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
摘编自：中国产经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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