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难遏全球化大势，中国如何做“逆全球化”的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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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赵姗
嘉 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罗雨泽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各国迫不得已暂时“封国”，民众生产生活处于停滞状态，疫情进一步加速了逆全球化思潮泛起。近期，受到疫情影响，美日等一些国家为了扩大国内就业，缓解产业空心化，维护全球价值链中的“链主”地位，提出将产业链回流国内。疫后国际社会是否会进入更长周期的“去全球化”或者说“逆全球化”的阶段？要走出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漩涡，破除全球合作的阻碍因素，中国如何应对？
影响全球化的因素及全球化的利与弊
记 者：从当前全球化特征来看，哪些因素决定了全球化发展？全球化有何利弊？
罗雨泽：影响全球化的因素很多，我们可简单概括为利益、技术、规则和互信。利益是全球化的动机和目的，就是由于各国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生产技术不同等导致相互之间存在比较优势，通过全球化下的分工和贸易可以带来利益。技术是全球化的条件，它决定着全球化的水平，比如历史上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今天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都对分工和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规则是全球化的制度保障，WTO、诸边协定以及区域和双边的贸易投资协定都是在确立规则，使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公平、便利、有序进行。互信是全球化的重要基础，不但包括商业互信而且包括政治互信、安全互信等方面，它影响着全球化的可行性及成本。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全球化也是如此。全球化好的一方面是可以带来资源优化配置、生产效率提升、消费互通有无、知识技术扩散共享、文化交流融合等；不太受欢迎的一面是，可能带来不平等（如殖民时期的掠夺）、产业安全威胁（幼稚产业受到冲击）、金融危机的扩散（2008年美次贷危机的外溢）、流行疾病的传播等。
全球化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任何国家都很重要。WTO、联合国等全球治理体系建立起了基本的规则，对全球化的不利方面进行了限制，在经过广泛谈判或者细致谈判达成的规则约束之下，目前的贸易投资基本都是基于自愿原则进行的，表现出较强的互惠互利特性。经济学上讲生产可能性边界，全球化与封闭相比，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外移的，因为它可打破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各种约束，使生产效率效益得到提升。对于发生的特殊情况如危及产业安全和卫生公共安全时，现有规则也允许一国采取特别救济措施。
应对疫情，中国正在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关键角色和作用
记 者：疫情所引发的经济“停摆”、逆全球化思潮泛起，这些对于中国来说，面临哪些挑战？存在哪些发展机遇？
罗雨泽：这次疫情非常严重，并且还在蔓延。我国作为首个遭遇疫情严重冲击的国家，对新冠肺炎病毒面临更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性，因此采取了“封城”“隔离”等严厉手段，将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尽可能地降低了感染率和死亡率，经济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为他国抗疫情赢得了时间、摸索了经验，并积极对外实施了医疗援助。但非常遗憾，一些国家出于一些其他原因，对我们提出质疑和指责，出现了各种不友好甚至抹黑我们的言论，疫情出现了政治化的态势。一些国家的政客呼吁“去中国化”，增强产业本土化、自主化，以提升安全性，信任赤字的上升对全球化形成了较为严重的障碍，也使我们开展国际经贸合作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面对这场世纪灾难，希望得到中国帮助和期盼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是主流。无论是面对质疑还是期盼，我们急人所急、应人之需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都将有助于化解误解、增强信任。我们率先控制住疫情、经济实现很好的复工复产，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基于此的业态模式的创新功不可没，做好此方面的宣传和推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既有利于我国信息通信技术企业“走出去”和各国有效抗疫，也有利于疫情之后的长远互利共赢合作发展。
全球经济合作仍是主流 打造后疫情时代全球开放合作的高地和引擎
记 者：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与全球化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作为全球化的推动者，中国如何积极应对？
罗雨泽：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合作仍是主流，但秩序将加快重塑；全球化的大势也不会出现扭转，但会出现较大调整。出于发生“非常事件”时的安全考虑，各国会将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放在重要地位，信任度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性提升，全球经济秩序和全球化合作将表现出更多的区域化和双边性特征。我国作为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应顺势而为，考虑各国的安全需要，一方面推进相关国际规则制定，减少由此引发的顾虑和担忧；另一方面，为各国安全性产业的发展提供帮助，加强该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与此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通过各种途径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移地成为“逆全球化”背景下的逆行者，打造后疫情时代全球开放合作的高地和引擎，不但有利于我们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将为非常时期的全球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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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明
领军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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