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交汇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联通枢纽作用，但相对于其他地区，也存在更复杂、更多样的地缘政治风险。当前，中东地区深受疫情的冲击和影响，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等地区大国受到的冲击都较为严重。疫情对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尤其是地区热点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地区热点问题在短期内有所降温，但这并不能改变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丛生的基本状态，也不会改变中东地区因国家信任严重缺失而不断加剧的安全困境和零和博弈。相反，与疫情相伴并被疫情所加剧的民生困难、经济困境、石油收入锐减以及极端组织借机兴风作浪等挑战，都进一步推高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然而，正视风险并非因噎废食，中国只有正确认识和应对，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进而在中东稳妥有序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中东地区存在的主要地缘政治风险

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在结构上包括域外大国博弈、地区大国对抗、中东国家内部动荡等多个层次，在内容上包含地区冲突频仍、民族宗教争端迭起、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泛滥等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

1. 大国关系失衡

近十年来，中东动荡持续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美国和俄罗斯中东战略的调整以及二者之间的复杂博弈。2011年以来，中东形势急剧动荡和地区格局剧烈变动的十年，也恰是美国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的十年，这一方面使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能力下降，但另一方面美国诸多的功利性做法也极大地加剧了中东的动荡。在奥巴马时期，总体收缩和可控型领导构成了美国中东战略的基本特征。特朗普中东政策的核心是以较小投入获取最大收益、以“离岸平衡”取代直接干预、以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因而使美国在中东的作用更多呈现破多立少的消极影响，但总体上仍延续了从中东进行收缩的战略。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挑拨沙特与伊朗对抗、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两次轰炸叙利亚并宣布从叙利亚撤军，都是加剧地区形势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其最直接的危害是加剧了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地区大国的恶性竞争乃至“代理人战争”。

伴随美国的相对收缩，俄罗斯则以军事打击“伊斯兰国”助力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创立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机制，以对伊朗、沙特、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战略投入等方式加大对中东事务的介入力度。“美退俄进”的战略态势使地区热点问题和地区力量的分化组合更趋复杂化。但同时也要看到，俄罗斯对中东战略投入的增加仍是一种基于局部利益的有限性投入，俄罗斯尚不具备与美国和西方全面争夺中东的实力与意愿。

总之，在“美退俄进”的态势下，美俄双方围绕中东事务既对抗又合作，但始终未能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其最直接表现是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加剧，即地区国家认为无论依靠美俄都难以确保安全，导致它们在“两面下注”的同时，寻求通过激进的内外政策进行自保，沙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不仅导致地区大国博弈加剧和热点问题复杂化，也极大地恶化了地区安全环境。

2. 地区格局失序

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加剧。当前，以沙特与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地缘政治、民族和教派对抗日趋固化。在中东变局中，沙特与伊朗围绕巴林、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展开了持续的代理人竞争。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事件和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事件导致双方的对抗公开化、阵营化、教派化。具体表现为，第一，中东国家的阵营化。围绕沙特与伊朗断交、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以及反恐等问题，中东国家日渐分化成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同时也导致海合会和阿拉伯国家的分裂都进一步加剧。第二，中东地区矛盾的教派化。沙特与伊朗对抗、阿拉伯国家国内矛盾、地区热点问题的教派化，为大国操控和干涉提供了切入点，更为“伊斯兰国”利用教派冲突扩大其社会基础提供了土壤。第三，地区热点问题的代理人化。2011年以来，沙特与伊朗围绕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卡塔尔、黎巴嫩等国家展开持续不断的博弈，而也门、黎巴嫩、叙利亚乃至伊拉克的紧张局势都有因沙特与伊朗博弈进一步恶化和升级的危险。

土耳其的激进外交同样引人注目。土耳其基于谋求大国地位，在争夺地区主导权、避免库尔德问题受到冲击等多重目标上四面出击。加之近年来，土耳其在巴以问题上与以色列交恶，在穆斯林兄弟会问题上与埃及塞西政权斗法，在库尔德问题上与伊拉克、叙利亚发生冲突，在叙利亚问题和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与俄罗斯博弈，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问题、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以及卡舒吉事件上与沙特博弈，尤其是在战略上陷入“东张西望”的战略困境，都使土耳其的全球战略和地区外交日趋激进，并引发了一系列消极影响。

3. 国家转型风险高企

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国家均处在艰难的转型过程中，并在总体上可划分为由乱向治的国家、持续动荡的国家，以及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但它们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风险。首先，持续动荡的国家以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为代表，目前尚处于内战、教俗对抗、部落割据、教派冲突、外部干预、极端恐怖势力猖獗等多种危机之中，国家政治重建严重受阻，经济与社会重建尚未提上历史日程。其次，由乱向治的国家主要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代表，其总体情况是形势虽有所好转，但前景仍难容乐观。以埃及为例，塞西政权执政以来，在重建国家体制、维护社会安定、打击恐怖主义、重塑埃及国际地位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极端势力活动猖獗、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仍十分突出。第三，其他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对于在中东变局中躲过一劫的部分阿拉伯国家，都不同程度面临低增长、高失业、政体脆弱等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沙特，低油价对经济的冲击、国王易主后的王室斗争、外交上的盲目出击，都使沙特的处境日趋艰难，如果沙特发生严重动荡，中东动荡将进入“第三波”，并严重威胁地区稳定。

4. 地区冲突丛生

中东地区冲突频发是殖民主义历史遗产、西方频繁进行武力干涉、民族与宗教矛盾复杂、中东民族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存在严重问题等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并突出表现为民族冲突、教派冲突等内部冲突、国际冲突、大国军事干涉等地区热点问题。中东变局以来，新老热点问题的相互交织与复杂联动，构成了中东热点问题的典型特征。近几年来，叙利亚内战、伊拉克危机、利比亚战争及其后遗症、也门内部冲突以及沙特空袭胡塞武装、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等新生地区冲突频仍，以及巴以冲突、库尔德问题等传统热点问题的升温和复杂化，这些都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必须面对的安全风险。

5.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泛滥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阿拉伯国家转型异常困难、宗教与世俗势力严重对抗、教派冲突频仍、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经济与民生问题持续恶化、利比亚战争后遗症严重、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难民问题严重，均构成了有利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发展的肥沃土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泛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威胁主要包括：首先，许多中东国家恐怖袭击频发，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等“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面临严重安全风险。其次，恐怖主义泛滥使中国在中东的海外工程承包项目、企业人员、海外侨民等海外利益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最后，“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我国与中东地区的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但也使极端主义思想利用经贸与文化交流对我国进行渗透的风险扩大。伴随“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在我国周边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组织扩张和意识形态渗透，极端主义向我国边疆地区渗透和输入风险随之扩大，并威胁我国的边疆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切实应对中东地缘政治风险的方式

第一，在大国关系层面正视与美国的矛盾分歧，继续在中东事务中发挥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性作用。中国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适逢美国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之际。在此背景下，中美双方在维护地区稳定尤其是转型阿拉伯国家稳定、联合反恐、妥善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方面都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但双方也有较严重的分歧，例如，在阿拉伯国家转型问题上，中国倡导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和选择发展道路，而美国的目标是推动转型阿拉伯国家走西式民主道路；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美国强调通过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等手段施加影响，并在实践做法上奉行双重标准，而中国则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主张通过和平对话方式解决热点问题。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国与中东国家在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许多进展。中国已与十余个中东国家建立或巩固了战略伙伴关系，中东国家也积极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机制建设。实践表明，“一带一路”这种以发展促安全的理念和方式有助于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同时中国也并不以挑战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为目的，这应该成为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信心所在。

第二，针对地区国家的矛盾和斗争，中国应力求保持平衡，避免卷入中东国家的政治争端。从中东地区格局层面看，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难题在于如何在各派力量之间尤其是沙特阵营和伊朗阵营之间进行平衡，双方的阵营分化势必给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带来巨大的风险。但同时也要看到，沙特与伊朗的对抗具有代理人竞争的特点，双方并不会走向全面的冲突。因此，中方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能源和经贸合作来稳固与地区大国关系的根基，避免卷入中东国家的政治争端，但应加强对沙特、伊朗、埃及、土耳其和以色列等重要支点国家政治风险的研究和预警。

第三，面对中东国家的政治风险，中国应根据风险程度的差异精准施策，继续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首先，多数较为安全的中东国家，应是中国在中东推进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合作、产能合作的重点对象国，并以高铁、新能源、航天、核能、高端制造业为重要合作领域。其次，对于埃及、突尼斯等已经逐步趋于稳定的转型阿拉伯国家，中国应重点推进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经贸与投资合作项目，并配合适当的经济援助和优惠贷款，助力转型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稳定。最后，对于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动荡国家，在政治上劝和促谈的同时，中国应积极支持和参与其经济重建，为将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创造条件。

第四，倡导中国的新安全观，对中东地区进行安全理念再塑造，掌握安全话语主导权。“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以发展促安全的新型安全理念，并明显区别于西方民主输出和军事干涉的安全治理模式。因此，中国要着眼长远，“倡导在中东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支持阿拉伯和地区国家建设包容、共享的地区集体合作安全机制，实现中东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这也恰如习近平主席所言：“面对重重挑战和道道难关，我们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以发展促稳定、促安全理念的集中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中东国家寻求发展和稳定的核心诉求。因此，中国应积极在中东地区倡导新型安全观，掌握中东安全建设的话语权。

第五，创造性运用不干涉内政原则，积极劝和促谈，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平台”。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基石，是中国赢得中东国家信任，保持外交主动性的根本保障。“中国不可能卷入地区国家冲突，甚至结盟或选边站队，而是要在中东地区劝和促谈，发挥增进地区和解与和平的作用。”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中国既要勇于就中东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提供“中国平台”，又要继续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处理好不干涉内政与建设性介入的关系。在中东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既是对中东和平与安全的贡献，也是为“一带一路”建设塑造安全环境。

第六，坚持中国特色的反恐政策，帮助中东国家提高安全能力建设、并以加强双方去极端化合作为重点，彰显中国标本兼治的反恐理念和反恐政策。由于反恐斗争背后的复杂政治博弈以及中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缺失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军事介入中东反恐对中国而言根本不具现实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反恐问题上袖手旁观，中国可从自身的实际发挥建设性作用。在中东反恐问题上，中国承诺“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反恐努力，支持阿拉伯国家加强反恐能力建设”；加强同阿拉伯国家的反恐交流合作，建立长效安全合作机制，加强政策对话和情报信息交流，开展技术合作和人员培训；搭建双多边宗教交流平台，倡导宗教和谐、宽容，探索去极端化领域合作，共同遏制极端主义滋生蔓延。这一切都是中国参与中东反恐合作的具体体现，也应继续成为中国参与中东反恐的努力方向，这有助于弥补西方军事反恐方式的不足，避免采取“头痛治头、脚痛医脚、以暴制暴”的方式，而“一带一路”倡议就是通过帮助沿线国家加快经济社会建设、缓解社会矛盾，增强中东国家的治理能力，这无疑是通过标本兼治达到弱化和消除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长久之计。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上外中东研究所）

作者简介：

刘中民，上外中东研究所所长。

本期责任编辑：孙夏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