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与“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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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虽有改善,爆发直接对抗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中美关系未来就此一帆风顺。
自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10月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后, “一带一路”成为我国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三年多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在不少领域已取得了进展。
近年来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国际关系中出现很多变数,中美俄三国关系走势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二是近几年“逆经济全球化”与“反对贸易自由化”思潮日趋发展。我们需要以新的大的国际视角去研究问题,深入分析在新的国际背景下,“一带一路”在推进中俄经贸合作中有何影响与可能遇到的问题。
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政治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在国际关系,特别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出现了不少不确定因素。要说清这个问题,就要厘清以下三个相关联的问题:美俄关系改善会达到何种地步,是否会出现大反转;美中关系的底线在哪里;在以上两个重要关系分析清楚基础上,分析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过程中与正式登上总统位置的最初期间,不断发出改善对俄关系的信息,一段时间内,就出现了“美欲借俄制华”的国际舆论与种种担心。
从特朗普的心理状态看,他从参选一开始,一直刻意与奥巴马对着干,奥巴马所做的事,他多持反对态度。奥巴马与普京关系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特别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奥巴马与西方一些国家对俄制裁,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俄外长拉夫罗夫认为,到2016年,美俄关系处于“根本性的断裂”状态,两国关系已差到底了,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而特朗普认为,应该结束这种处于“新冷战”状态的俄美关系,因为美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特朗普与奥巴马在不少问题上对着干,虽不再提“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今后会忽视亚太地区的重要性。特朗普团队认为,如果美与俄的关系继续处于尖锐的对抗状态,那么显然会对美继续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地位起牵制作用。而美国为了在美中俄大三角关系中起保持优势,也不希望中俄走的太近,使其两面受敌。
另外,从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方面看,美国也需要与俄罗斯合作。
在上述背景下,美俄关系有出现改善的可能,但不可能出现大反转。
首先,美俄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涉及各自的根本利益,妥协余地很小。特朗普坚持的外交总原则与奥巴马一样,奥巴马要确保“百年全球领导权”,特朗普要坚持“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而俄罗斯一直力求保持大国地位,绝不甘心当小伙伴。美国不可能给俄罗斯平起平坐的地位,经济差距太大。俄唯一能与美平起平坐的只是战略核威慑。从冷战结束后25年来的俄美关系看,曾有过几次“重启”,但都未真正成功。
其次,在对外一些大的战略利益上,俄美双方很难有大的退让,如克里米亚问题、反导部署、网络攻击、北约东扩(今年2月,450名德国士兵进入立陶宛,这是到俄家门口了)。特朗普和普京在核武器问题上相互都表示强硬,两国在核裁军这一领域一直持不同意见。特朗普还希望俄归还克里米亚。2017年4月7日凌晨,美对叙利亚发射了5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进一步恶化了俄美关系。
再次,美国国内的“反俄、抑俄、弱俄”的力量一直高于对俄友好的力量。美两院、两党反俄势力不可小视。
最后还有一点,美俄之间缺乏广泛与深厚的经贸合作点。目前两国贸易额为300多亿美元,互补性差,在能源领域两国还是竞争者。2017年美国出口的天然气可能超过其进口量。近年来,在页岩气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原油产量大幅增加。2015年12月18日,美国解除了长达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
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的情况看,先是有一段短暂的“示爱”,“蜜月期”还未开始就结束了,没有实际成果。特朗普对俄空间日益收窄,两国关系不仅很快转入原位,还因美轰炸叙利亚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但从今后一个时期看,等特朗普稳住阵脚后,为了在美中俄大三角关系中起主导作用,他应会逐步地改善对俄关系。
4月12日,在莫斯科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先后同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和普京举行会谈。蒂勒森在会谈结束后表示,当前美俄关系和互信处于低位,双方应该采取措施阻止双边关系恶化、恢复互信。特朗普在当天的记者会上承认目前美俄关系不和,“可能正处在历史最低谷”。他说,如果美俄关系能改善,将是一件好事,但不确定是否会实现。
这次蒂勒森访俄并没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但俄美双方都表达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成立了俄美关系正常化工作组。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该工作组有望在未来2至3个月内开始运行。另外,普京在最后一刻决定会见蒂勒森,也表示俄罗斯仍愿意与美保持密切沟通,同时也向美国暗示对俄罗斯的“老朋友”蒂勒森持欢迎的态度,并希望他在今后美俄关系协调中起积极作用。
一开始特朗普咄咄逼人,在几乎所有领域对华宣布强硬路线。从他上台几个月的情况看,由于中方在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的同时,积极与特朗普团队及美国各界沟通,美中关系互动关系取得了进展。特别是4月6—7日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习特会”会晤,中美增进了相互了解, 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两国达成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4个高级别的对话机制。这四个机制,将可以大大降低双方的对抗风险,避免新兴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关系虽有改善,爆发直接对抗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中美关系未来就此一帆风顺。中美的博弈还会继续,美国会在一些领域不断试探中国红线。从今后发展趋势来看,中美关系仍存在不少变数,我们对特朗普政的多变性与不确定性要有各种准备。
特朗普仍会在不少问题上对中国发难:例如南海问题、在韩部署萨德问题、人民币汇率操纵问题(虽然4月12日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美韩强化同盟等等问题。
当前最急迫的问题是朝核问题,但最为突出的在较长期间起作用的问题是经贸问题。美国很清楚中美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
据海关统计,201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值24.33万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下降0.9%;其中,出口13.84万亿元,下降2%;进口10.49万亿元,增长0.6%。2016年,中国资本流出比2015年明显增加,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公布的显示,2016年中国资本流出达7250亿美元。2016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减少了3198亿美元,总额下降到30105亿美元。另外,到2016年10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为11150亿美元,日本为11310亿美元,中国不再占据美国债权国排行榜的首位。一旦美国在经贸方面得不到想得到的让步或利益,特朗普可能就会不时地在各个方面对中国施压、挑战乃至威胁。
特朗普上台后,在一些问题上出现“大变脸”,但在对外贸易向题上一再放狠话,指责主要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致使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与制造业萎缩,就业岗位丢失,并号称要对“过时的”贸易协议与规则重新审议和谈判。这些言论显然首指中国。从目前的情势来看,通过双方不同渠道的沟通,考虑到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性,特朗普还不大可能在对华关系方面施加更大的压力,他目前面临的国内外问题甚多。
今后,我们应特别注意特朗普为了贸易利益会在以下三个问题会对中国加大压力:一是一中问题;二是朝核问题;三是如果萨德在韩部署之后,接着在日本部署,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必将引起中美严重冲突。目前中国要在美国执政团队在为“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制定战略与政策时,尽可能抑制其对华施压的冲动,让其向对华合作方向发展。
在分析了美俄关系与中美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就能更好地把握中俄关系的走势。
俄罗斯是中国的主要战略合作伙伴,特朗普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特别是对俄对华关系的调整,必然对中俄关系产生影响。一般地讲,俄美关系改善,中美关系矛盾可能上升,俄对华关系也会弱化。在考虑到俄美关系改善有限与美中关系不确定因素增多的两个背景下,我们来分析一下中俄关系今后的走势。
一旦俄美关系改善,中俄关系出现一定弱化是可能的,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可能会忌惮中国日益强大,一旦中美出现严重对峙乃至军事冲突,对俄未必是坏事。另外,俄对在韩国部署萨德、朝鲜半岛等问题的关切程度远比不上中国,有些涉及国际重要战略问题可能不像以前那样与中方保持紧密合作,但中俄关系出现大倒退的可能性不大。
原因有这样几点:总体来讲,25年来,中俄发展起来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战略性、稳定性与内生性特点;目前,中俄两国都把对方视为应对国际关系中出现重大问题的战略依托;中俄两国有较高的经贸合作水平,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两国都会认真思考上世纪60、70年代关系恶化所带来严重后果的历史教训。
在当今和今后的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复杂与严峻,因此,与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的关系很重要,但搞结盟关系也是不合适的。理由是:如结盟,将进入新的冷战,一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另一面是以中俄为首加上一些小兄弟的组织,相互对抗;也必将吓退一些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不愿与中俄绑在一起与美对抗,增加风险,中国已与67个国家、5个地区或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而且还将拖累中国的经济,鉴于俄罗斯当今与今后一个时期严峻的经济形势,如果结盟中国就需更多地帮助其解脱经济困境;更重要的是,结盟不符合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
从客观上讲,中俄也不具备结盟条件,双方的政治互信程度并不高,表现在:俄罗斯对中国崛起一直有疑虑,从俄对印度与越南出口的武器情况也说明这一点;俄不愿看到中国对中亚影响的扩大;至今俄国内仍有人认为两国贸易对俄不利,会使俄成为中国原料附庸国;对远东地区今后的归宿疑虑重重;忧虑今后中美会形成G2。另外,俄罗斯是一个“欧洲中心论”国家,一旦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关系改善,获得更大经济利益,就有可能与中国保持更大距离。
中国从“一边倒”、“一条线”到“真正不结盟”和“全方位开放”,走过一段曲折的旅程,不会再走回去了。
总的来说,今后的一定时期内的中俄关系,正如俄《政治杂志》主编阿科波夫在2016年11月25日发表的文章中说的:“从俄国家利益角度而言,莫斯科与北京不会放弃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方针。俄罗斯可能与美国改善关系,但即使在最好情况下紧密度也不会超过与中国的关系。”
这里需要谈一下中美俄三角关系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应避免出现过去传统的“二对一”模式,不论哪种组合的“二对一”模式,都不利于三国利益平衡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发展。中美俄三国都面临着国际环境安全与紧迫的发展经济等任务, “二对一”模式无助于解决已这些任务,三国加强经贸合作对构建良性互动关系尤为重要。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意图与目的,从国际背景来看,有利于我国推进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全球贸易已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高速增长,这与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密切相关。但这几年,特别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速明显下降,年均增速从1990-2008年间的7%下降至2009-2015年的3%,2012年后更是连续四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长水平。而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1.6%提高到2015年的11.9%,同期,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26.7%升至44.6%,但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73.3%降至52.3%。
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特别是美国有关人士看来,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只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甚至认为更多的有利于中国,使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由入世前的全球第六大贸易国快速升至为第一大贸易国。这使得逆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声浪不时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
这里我们不妨从2016年11月19日在秘鲁利马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来分析一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对推进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所体现的国际背景。
在这次会议上,反对“逆全球化”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也是与会国最为关注的问题。问题的引起是与这次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有关,从他胜选后发表的一些言论来看,他认为经济全球化虽然各国都有收益,但最大受益国是中国,并担忧中国在WTO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特朗普还认为,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在奥巴马执政8年期间,美中产阶级得益不多,得益者大多是大企业、大的集团公司,在利益分配方面出现了很大的不公平。因此,特朗普一再批评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而针对WTO出现的对美国不利的问题,奥巴马提出解决的办法是建立WTO的升级版,即2009年由希拉里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确立比WTO更高标的贸易合作标准:货币自由兑换、税制公平、国企私有化、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信息自由等。提出TPP后,美国虽然没有公开讲不让中国参加,但从不邀请中国参加。另外,TPP的提出也是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特朗普胜选后,连自由贸易都要抛弃,何况TPP。所以,特朗普一正式上台就宣布美国退出TPP。
面对“逆全球化”“反对贸易自由化”的背景,在这次APEC会议上中国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不懈地推动全球化进程;要提升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破解区域互联互通的瓶颈。在这方面,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无疑会起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包容开放发展,参与国在合作过程中都应有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共享机遇、共应挑战、共创繁荣的精神;提倡多元化,开放式发展,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进行合作,不排它,不搞封闭排它机制。为了实现包容开放发展,使“一带一路”相关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最后形成区域大合作。为此,要努力做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与民心相通。这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路, 无疑对推动经济全球化将会注入强大动力,也将在遏制逆全球化浪潮中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
这几年,特别在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发达国家掀起了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浪潮。就以与我国相关联的周边国家来看,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已提出了很多战略设想,如前面提及的美国的TPP、与希拉里2011年9月提出的绕开中国与力图孤立中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跨欧亚发展带”、与“北方海上之路”、蒙古国提出“草原丝绸之路”、哈萨克斯坦的“光明大道”等。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十分必要与及时的,这也是对创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积极支持。
“一带一路”在推动国际合作与深化开放经济有其重要作用,也能促进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根据国家发改委提出的行动方案,指出了“‘一带一路’是要以区域合作的精神提升全球贸易的体制,借以提倡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高效率的资源分配以及深化市场整合,进而共同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以及均衡的区域合作网络,以寻求新的国际合作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模式”。(转引自徐进钰:《中国 “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经经济:包容的天下或者例外的空间?》,《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对于中俄合作,东北三省,特别是黑龙江省与俄罗斯东部地区(西伯利亚与远东)的区域合作,是推进中俄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俄罗斯之所以主动提出切实加快区域合作,主要的战略因素有:第一,对俄罗斯来讲,开发与开放东部地区是其重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俄罗斯经济今后的发展能否崛起,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大国,到2020年能否成为世界第5大经济体,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东部地区的发展;俄罗斯清楚地认识到,21世纪将是亚太世纪,世界经济与贸易重点已日趋转向亚太地区,俄罗斯必须做好准备,使其东部地区适应这一发展趋势;俄罗斯加速开发与开放东部地区,是推动这一地区今后发展重大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俄罗斯国内与国际上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提出,西伯利亚与远东参与紧密的国际合作是不可避免的。
对中国来讲,倡导“一带一路”的建设,一个重要目的是促进我国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3年11月12日通过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指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对推进我们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有重要意义。过去较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从地域来看,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今后中国仍将坚持扩大沿海地区的开放。随着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的战略,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开放步伐需要加快,从而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多边的开放格局。
中俄区域合作的主要领域很广,但重点应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能源合作促进科技领域与农业合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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