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庭翰，经济学博士，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博士后；王浩，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本文转自：《新疆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时政国关分析）

经济全球化是冷战后国际新秩序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也是国际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基础。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接纳了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规则与体系，并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系统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乌拉圭回合以来，虽然各国在技术标准、敏感产业开放、环境与知识产权、劳工待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深层次领域的区域合作谈判陷入僵局，但区域内贸易协定等新的合作方式依然能推动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推动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ＲＣＥＰ ）等多边合作框架皆在有条不紊地谈判中，欧盟东扩步伐也在加速推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从促进与推动多边贸易互惠与区域性经济合作角度出发提出了 “一带一路”倡议。然而，以英国 “脱欧”事件为开端，全球范围 “黑天鹅”事件在２０１６年后集中爆发：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相继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 ＴＰＰ谈判，民粹政党在法、意、德等国迅速获取议会席位， ＲＣＥＰ谈判进展放缓并接连受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等等。在全球宏观经济状况并未发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浪潮为何突然风起云涌？笔者认为，由于大国之间不再局限于对近期经济利益的争夺，而是通过权力制衡与体系制衡以争夺国家获取长远经济利益的保证。作为全球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爆发的贸易纠纷是这场逆全球化浪潮下国家间博弈演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逆全球化的权力视角：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属性

逆全球化看似是先由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的一场政治赌博为起点、后由对政治妥协传统嗤之以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偶然性事件，其根源却是来自全球化核心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性反思。实际上，逆全球化模式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上半叶英美应对 “大萧条”的政策风格。当时，经济危机爆发的第三年，英格兰银行终结英镑金本位制度并宣布英镑贬值，掀起全球范围的贸易战；之后，罗斯福以 “美国复苏优先”为竞选纲领当选美国总统，单方面撕毁与英法两国的汇率协定，使美元贬值并提高进口关税，其做法一如以 “美国优先”为竞选纲领的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对中欧举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 

从历史经验可以发现，两次逆全球化都出现在全球性经济危机时期，且发起方都是当时构建与维护全球化秩序的主导国。我们亟待从权力视角将大国战略变量考虑进来探讨经济全球化与霸权国体系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际机制搭建的核心要素。当国际社会存在一个可能对全球进行权力投射的力量时，国际机制搭建成本能够降低。而能够主导国际机制的国家具有足够维持治理国家间关系必要规则的能力并充分发挥这种能力，则成为了霸权国。 由于利益涉及各个区域与领域，仅通过单边或双边机制保障利益的边际成本将非常高，因此，霸权国趋向于依托自身力量投射构建多边国际机制，以提供公共利益换取多边机制对其利益的支持。 公共利益来自霸权国提供的公共物品与更广空间的 “搭便车”行为，也来自于霸权国构建的国际机制所能发挥的普惠性、各国享受霸权国的物质资源与机制资源带来的溢出效益与正外部性。英国霸权体系随其全球殖民地体系形成，其霸权利益来自世界的贸易利益增殖与转移，因而经济全球化是其维持霸权体系的国际机制。美国霸权体系建立于二战后的全球军事同盟体系，庞大的同盟体系支撑起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链，经济全球化正是其货币霸权与贸易霸权的根基。通过建立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与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各国能够从平等开放的多边谈判中获得更低门槛的产业体系转移与更高效率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福利。

然而，如果将国际机制视作是霸权国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相对的，当霸权国力量遭到崛起国的侵蚀时，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必将面临冲击。对于霸权国而言，维护霸权地位代表了霸权国的整体社会利益；只要霸权体系得到保障，那么其自身的国家安全、经济财富、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就能得到保障。  这时，霸权国体系与崛起国体系对国际制度主导权的争夺是霸权能否发生转移的决定因素，国际制度也就展现了公私二用的属性：当国际制度作为公共物品为国际社会提供制度资源与正外部性时，其体现 “公”的属性；当国际制度在国家间竞争时发挥遏制挑战国功能时，其体现 “私”的属性。 对于潜在霸权国而言，构建属于自己的国际体系，在 “私”的方面寻求对旧有霸权体系的竞争优势、在 “公”的方面通过重塑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寻求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霸权国最大化利用这种二用性特征、通过调节国际体系的“公”属性与 “私”属性的倚重性，成为其维护霸权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战略选择。因此，在这一权力视角下，逆全球化则可以看作是霸权国对既有霸权体系进行修正的一种战略：霸权国有意调动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将逆全球化的相关理念付诸政治与经济战略中，通过减缓或破坏经济全球化下的多边治理机制与贸易自由化秩序缩窄经济全球化中 “公”的属性，采取反全球化措施加深全球化机制中 “私”的属性特征，榨取旧有全球化体系的剩余利益并最小化自身所受的负面冲击，择机重新构建新的国际机制以实现霸权护持。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第一次逆全球化浪潮发生于英美霸权更迭前夕。当英国发现经济危机使其护持原有全球化体系的成本难以承受后，选择走向逆全球化，通过缩减转移性支付、实施保护性汇率、提高关税等措施榨取全球化体系的价值，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作为霸权国合伙人的美国也采取了经济追随政策，  与英国一道拉开逆全球化的帘幕。近年来，世界迎来新的崛起国，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再次爆发，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逐年削弱，逆全球化作为霸权国的战略选择被放在台前。然而，这一次的逆全球化与上一次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来自于美国有别于当年英国的特征，也来自于崛起国———中国有别于当年美国的特征。

二、经济全球化的过渡与演进：美国霸权体系的核心利益

以英国霸权为典型的权势霸权严格遵循 《乌德勒支合约》中的国家均势概念，认为 “一国不应过分处于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  ，这种通过同盟手段与转移性支付推行扶弱制强的均势战略使经济全球化更多表现为一种贸易形式。美国霸权体系较之英国则体现出以权势霸权转向制度霸权的特征，  其实质是霸权国建设霸权体系的重点由外交惯例与权力对峙向制度认同的深刻转变，其经济全球化不再只是一种贸易形式或开放形式，而是上升为多边治理机制或理念。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体系的制度建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遵循内嵌自由主义建立的自由国际主义下的经济全球化，第二阶段是遵循新自由主义建立的新全球化。

（一）美国主导的内嵌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

美国的内嵌自由主义思想源自 “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学界将政府权力引入市场经济治理范畴的尝试，形成了凯恩斯主义并在之后成为美国构建经济全球化秩序的指导原则。凯恩斯计划与基金稳定方案倡导在多边主义的国际环境下，各国间自由贸易往来与政府的调控机制都应得到保障并有机结合，因而以政府间平等合作机制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是美国国际体系的核心理念，同时也成为主要国际机构的创建理念。 关税贸易总协定机制确立多边主义与关税减让原则，各国保留社会政策的保障、豁免、例外、限制等原则；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扶弱原则，基金为逆差国提供 “货币缓冲”等收支失衡保障功能；世界银行为缺乏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直接的外部支持，以缓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因市场机制不足所导致的各国资源分配不均衡。几大国际组织还秉承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被动性原则与民主性原则，尊重各国经济主权并给予各国相对平等的投票权，这不仅缘于凯恩斯主义的外延、也缘于美苏争霸下的价值观竞争。总的来说，国际间机制、各国平等性与普世价值观共同构成了美国霸权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正是得益于美国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深入国际机制与价值观层面，美国成功建立了美元霸权与贸易霸权。内嵌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象征着美国霸权体系的一次修正，其修正动机正是来自霸权国根据货币霸权与贸易霸权建立后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状态，对公共物品进行调整并建立新的利益攫取机制。

（二）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下的货币霸权体系

在货币霸权领域，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推行货币霸权与金融全球化是美国进行体系修正的核心，代表着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利益。建立金融经济体系并向全球金融市场寻求租金本质上是美国决策层对实体经济 “空心化”摧残美国霸权经济基础的应对。金融霸权的建立是在摆脱 “特里芬难题”制约的同时，以金融作为控制全球经济命脉的新方式与新工具构筑新的霸权经济基础。 总的来说，货币霸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货币霸权产生额外收益。由于美元能在境外集聚，货币霸权赋予了美国从美元储备国筹集无息贷款的功能，美国能够无偿利用其他国家的商品和服务而无需增加本国货币供应量。由此，美国能从他国央行持有的新增美元储备获得铸币税，并在为他国银行提供结算与支付服务过程中获得佣金收入。根据学者估算，截至２００２年，美国货币霸权所带来的币权收益已经高达一万亿美元。

第二，货币霸权使美国财政政策能深刻影响他国经济运行。由于各国都需要以美元为外贸主要结算方式并储存美元形成外汇储备，美国扩张或紧缩的财政政策会直接对他国货币汇率施加升值或贬值压力。他国需要就美国财政政策进行政策追随或危机回应，以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负面效应；然而无论他国政府做出哪种选择，都难以避免短期汇率波动造成的外贸受损、美元流动性波动下的资本外流与流动性不足以及为保护汇率所付诸的沉重政策成本。

第三，货币霸权是美国金融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建制基础。一方面，由于全世界共同分担政策成本，美国可以长期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  因而美国采取金融自由化并不会冲击本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反而有利于离岸金融市场资本回流；  另一方面，美国信用市场上的外国投资不仅强化了美国不断增加预算赤字的能力，也能使美国金融市场长期保持低利率以刺激美国家庭的债务融资消费。  美国金融集团利用此便利大力推行金融市场创新与私有财产证券化，不仅在国内实现了家庭消费的信用化、也成功掌控了全球金融产业的主脉络。

第四，货币霸权为美国霸权提供关键性的 “粘性权力”。由于货币霸权为美国提供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长期顺差，从而使美国具有承担经常账户逆差的能力，进而使美国进口贸易的公共物品化成为可能。二战后全球经济重建期间，美国采用相对自由公平的贸易机制长期扮演他国最终消费品 “市场提供者”的角色，为他国提供市场动力、交易便利与贸易扩大；他国在实现经常账户顺差后，则将出口所得回流至美国以赚取投资收益。这种制度化的利益转移巩固了美国霸权根基并诱导各国围绕美国内需市场构建外需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促成了 “金融国家对贸易国家”国际分工格局的成型。在这一格局下，各 “贸易国家”一方面需要接受来自美国需求的市场势力，另一方面为了确保贸易竞争力被迫承担维系美元稳定的责任，并认同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利益机制的普适性，使得他国自发向美国靠拢并产生对美国经济政策与制度的严重依赖，形成了美国霸权特有的 “粘性权力”。

（三）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下的贸易霸权

货币霸权产生于资本与金融领域，并以 “粘性权力”形式建立广泛的进口市场。不过，进口贸易的公共物品化与美国建立贸易霸权并不冲突，因为其贸易霸权的实现形式并非体现在进出口规模上，而是体现在产业价值链上，准确地说是体现在美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实现“高端锁定”的链域霸权。产业与贸易的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纵向解体是２１世纪前后经济全球化最为显著的变化，也是链域霸权的建构基础。在产业链分工体系下，通过产业链治理占有产业链租金、进而达到促进经济福利并在微观经济活动中保持竞争性的状态，是美国建立新型贸易霸权的主要模式。以美国高新技术工业为典型的大型跨国公司采取 “归核化”战略，将组织边界控制在核心技术研发与生产区间内，将资产专用性较低的非核心部分置入全球碎片式产业价值链合作体系中。该体系将产品的生产扩大至地域与企业间，并在公平交易市场 （ Ａｒｍ＇ｓｌｅｎｇｔｈ　ｍａｒｋｅｔ ）下的各运行实体之间建立合作，或通过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维系关系。

对于一国企业而言，只有通过寻求全球产业价值链接入才能获得信息对称、技术交流与知识转移，实现产业升级与产品附加值增长。然而在美国贸易霸权下，他国企业在与美国买家形成价值链合作关系后，将面临买方所施加的非公平关系压力，从而扭曲了他国企业的既定升级轨道。  这是因为，当美国企业在全球高价值链域中获得垄断效应后具备了 “参数定制权力”（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 ｓｅｔｔｉｎｇ ），可在产业间与产业内分工、贸易体系内框定对他们有利的产品参数，然后为他国企业提供相应的价值链接口，使他国企业围绕美国企业的价值叠加流程构建当地产业集群。这种集群必然是以劳动密集与低成本为优势原则形成的，虽然能够在大规模生产过程中输出相对于当地收入水平更高的经济福利，却也使当地集群落入 “非脆弱”区间，对寻求突破链域封锁的动机不足。因为在技术与资金匮乏前提下，以全球买家为核心开展贸易要比寻求 “全流程”的追赶通道发展模式具有更高的风险。

不过，为规避风险而保持既有竞争优势下的价值链合作并无益于本国企业的长期发展，因为所承接产业的类型对本国贸易与工资水平增长的促进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当一国企业持续集中在劳动密集链域内展开合作，这种正效应将难以持续。  而当企业为追求长期经济福利尝试更高层次的工艺创新与技术创新时，低技术加工与组装贸易成为掣肘，因为较差企业间交易复杂性不利于刺激组织自身创新系统的完善与发展。  实际上，这正是美国通过新的价值链治理方式实现对各国企业的价值链压制，这种治理方式被称为 “俘获型价值链治理模式”。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区域的产业伙伴出现南移与西移，开始寻求新的价值链俘获对象。

由于加强了资源禀赋利用效率与相对比较优势、降低了交易成本、在面对面交易中带动了学习效应，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下全球产业价值链模式显著促进了全球经济福利。中国、东盟、印度等具有一定资源禀赋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纷纷建立能够满足全球买家对产品标准化、质量控制与大规模生产要求的产业集群，只要不威胁核心技术与创新能力等核心利益，美国企业愿意主动向各国提供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外围技术转移。根据 Ｂｈａｌｌａ等学者研究，无论是采取何种测算方式，得益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整体进步，全球收入分配都呈现趋于公平之势，全球基尼系数由１９８９年的６７．９４ — ６７．３９下降至２０１３年的６０．９２ — ５８．８６ 。不过，美国贸易霸权的核心利益也进而清晰，那就是美国企业在价值分割中对产业链租金的占有权。这种占有权由知识优势与体制优势共同构建：知识优势转化为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以确保美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链域的垄断经营。至于体制优势，首先是保持组织治理优势，通过持续性的组织创新建立模块化等新企业构架刺激组织运行效率与技术创新，进一步提高占有产业链租金的效率；其次是依托美国的精英教育体系与移民政策获得全球高精尖人才，反作用于知识优势。这种以知识与体制相互作用的霸权维持方式同样展现了美国霸权的制度性特征。

三、霸权国亟待制衡之策：美国推行逆全球化战略的根源

美国并未在国际体系获利、贸易逆差难以扭转、本国劳动者深受经济全球化侵害是特朗普政府推行以针对中国为核心的逆全球化政策的官方解释。表面来看，长期去工业化影响了美国大部分劳动者的从业权利与经济福利，构成了特朗普政府施政方针的民意基础，使得逆全球化政策更像是美国面对国内经济利益分配失衡、贸易结构失衡的一种政治反应。  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也遭遇类似的经济问题而释放此类政治反应，这似乎并不是霸权国的专属。坚持霸权扩散与守势霸权理论的学者指出在中国一直尊重经济全球化规则的现状下，美中双极结构可以保持稳定，  美国没必要在当下拿起逆全球化这一战略武器敲击自己的国际体系准则。然而，挑战不仅来自于全球化规则的挑衅者、也来自于对经济全球化规则的遵从者，因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是以经济全球化来维系，而非经济全球化本身；全球化平行趋势、超国家治理趋势、经济多极化趋势等经济全球化自然发展趋势反而在动摇美国霸权，  因为遵从者们在全球化合作过程中所尝试的新利益谈判机制与利益分配方式未必符合美国的霸权利益并一定会削弱美国的参与程度与机制权力。特朗普政府真正关注的是 “美国并未在国际体系中获利”，即并非有挑衅者在诋毁全球化规则，而是有遵从者在全球化规则下获得了 “过多”的经济福利转移与机制权力转移，从而使经济全球化本身在侵蚀美国的霸权利益。美国的解决途径是重构全球化秩序，对这类遵从者展开逆全球化战略。当下，这类遵从者的代表正是中国，已经被美国从战略上作为霸权潜在挑战国对待，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针对中国所采取的逆全球化战略形式；美国将中国视为经济全球化中经济利益与机制权力转移的最大获益者，具有推动新利益谈判机制与利益分配方式的建构能力与战略动机。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建构成果在价值观、霸权机制与公共物品供给等三个方面已经侵蚀美国的霸权利益。

（一）西方语境下的中国模式 “价值观冲击”

中国模式是中国自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符合国情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内部改革模式与改革路径，随着中国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其内涵。不过，西方学者将中国模式称为 “北京共识”，并放置于新自由经济价值观为根基的 “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将中国自主经验异化为一种具有国际推广性的建构机制，从而使美国认为中国模式表现了中国运用全球化规则 “另起炉灶”的战略野心。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模式通过以下独特性提升经济利益：第一，强政府执行力与企业活力的结合。中国非常重视政府在宏观调控与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为企业规模集聚提供必要的内部环境。中国的强政府执行力集中体现在所有制改革与相关资源的供给能力上。在所有制改革中，中国一方面加强公有制在国民经济命脉中的主体地位，一方面推动私有化、国企有序淘汰与私有制经济的发展，给予充分的社会与物质资源支撑企业创新精神的发育；在抓大放小的过程中公有制与私有制在规模与创新上形成良性互动，从而达成 “大卫与歌利亚共生”（ Ｄａｖｉｄ － Ｇｏｌｉａｔｈ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状态。 相关资源的供给能力则是指政府对国家凝聚力与集体产品 （健康、教育、法律、秩序、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为企业的有序发展提供物质与体制后盾，并协助纠正市场失灵。第二，坚定实施一系列出口导向政策。这一系列政策是从产业政策、财政支持到金融体制的全方位构建。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已经实施数十年，为加工贸易与劳动密集产业提供财政扶持与出口补贴，并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提供力度空前的出口退税政策；政府还发挥对央行与金融领域的管理能力调控资本账户、国民储蓄、外商直接投资与主权财富基金，使货币汇率、投资方式保持在有利于促进产品出口与国内投资，使出口所得能更有效地运用于国内产业集群的建设。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在具有经济利益基础后将展开价值扩张，而美国并未依靠经济全球化规则有效做出限制。这种价值扩张被西方进一步解释为是一种 “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通过控制市场，以内部垄断和外部扩张为特征，通过全球寻租、“去美国化”、排他性集团化等方式牟取国家实力的快速积累。 美国将 “国家资本主义”列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对立方，强调中国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便利扩张中运用不平等、不自由的异质性价值观攫取不当收益。如果新兴国家纷纷效仿并建立以国家为主要角色的市场体制、形成 “忤逆世界潮流”的集团，等同于在全球化规则下创建了新的谈判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分化美国的建构权力。除此之外，美国还担忧得益于中国模式的异质性价值观，中国整合全球范围的碎片生产链条为系统化的地区生产网络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从而对所有国家形成挤出效应，包括发展中国家。 由于国家权力与地位无法抗衡身为债权方的霸权国政府与国际组织，拉美、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法建立异质性体制寻求行政效力，难以在南南竞争中占得先机。 这种挤出效应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中国的产业价值链中、变为中国的原料供给地与最终消费品市场，从而使中国获得具有独立与封闭特征的国际产业价值链，重塑了全球化规则下产业价值链的价值流动，进一步分解美国藉由经济全球化所能获取的外溢价值。

（二）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霸权的影响

中国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始于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３年第２季度，人民币贸易结算额突破１　６００亿美元，是２０１０年第１季度的５０余倍；第３季度，以人民币计价与结算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比超过５０％ ，而２０１２年第１季度这一占比尚未超过１０％ 。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人民币已经取代加拿大元与澳元成为国际结算第五大支付货币，并快速逼近日元；在债券发行方面，除了中国大陆与香港债券市场外，北美、拉丁美洲与欧洲的人民币债券发行量也在迅速攀升。  在地位方面，人民币获得欧元与英镑的实质性支持，加入ＳＤＲ货币篮子。“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是促进中国新型开放经济体的建设，其中人民币国际化是实现愿景的关键领域，承担着支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金融合作、投资合作与信用合作的重担。依托 “一带一路”沿线跨国合作机构建立离岸人民币金融平台、以人民币为核心展开投资与贸易活动、引导人民币流通体系的建立、实现人民币的流出与回流，已经成为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建设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共识。 ２０１９ 年中国出台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强化香港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与 “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区战略共同形成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架构。

“一带一路”的区域建设与贸易活动刺激了人民币的流出，而人民币流出的增多又推动了区域内人民币计价的活跃。由于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新的金融机构具有很强的人民币投资功能，并以支持流通速率极高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项目为主，必然显著提升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储备与需求；且在经济危机与美国自利行为背景下，各国为了分化外汇储备风险而主动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也为人民币成为新国际货币提供条件。 虽然从中短期来看，人民币并不能挑战美元的货币地位、中方也没有挑战美元货币秩序的战略设计，但人民币结算在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内对美元结算产生一定影响与替代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是随着该区域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潜力进一步被挖掘，人民币有可能借助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加快国际化步伐。因此， “一带一路”建设必然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

（三）“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对美国链域霸权的潜在威胁

在链域霸权下，在高端技术领域的知识优势与组织优势是美国霸权的核心利益，关系美国企业对全球产业运转的控制能力与盈利能力。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更多视中国为新兴市场而非新兴强国，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所形成的国内市场成为全球中高端商品与服务需求的增长点。虽然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８年间，高收入国家与亚洲四小龙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比重分别由７４％与２１％下降至５６％与１１％ ，而中国的比重由４％攀升至１３％ 。但在西方学者眼里，直至２０１０年前后，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仍然以国内市场为主要依托，其竞争力并未在高收入国家区域实现质的飞跃；民营企业则以发展中国家为外拓目标，出口低技术、低附加值、低产品价值的产品与劳务。换句话说，规模与利润的扩大与其说是因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不如说是因为增长中的国内市场、产业扶持政策与所有制差异，因而并不能挑战美国的链域霸权。 因此，近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欢迎两国产业价值链持续合作，愿意以一定范畴的知识转让为成本换取中国市场。

不过，近年来中国产业竞争力随着技术积累与产业转型而日益增强，并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高端链域上的贸易优势。 而 “一带一路”建设除了能推动跨区域产能优化以促进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与市场攫取的同时，还能强化中国在区域内所提供的技术溢出效应、要素供给效应与生产率效应，  推动区域价值链趋向以中国为核心的重构。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可以看出，美国以拥有产权保护的优势变现为权力，阻止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从非科技领域转移至科技领域并成为地区与全球产业结构的重塑者。 在美国制裁中国的举措中， １　３００多项税目的加征关税清单并未聚焦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加工贸易领域重点产业，而是以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所列的中国新世纪重点扶持与发展的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为主，而以上产业在当下根本不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因。 之后，特朗普公开指责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作为产业政策对竞争市场的不公平性，并扬言要敦促中国政府放弃该战略，  从而昭示了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已经对美国的链域霸权形成实质威胁。

（四）中美在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上博弈的升温

公共物品意指通常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提供、能被大多数人消费或使用、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引申到政治经济学，公共物品提供效率被视为霸权国合法性的重要理论依据。 如前文所述，国际间机制、各国平等性与普世价值观构成了美国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具体来说，美国在制度上建立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在话语权上保护各个国家在谈判过程中做出互惠或妥协的能力，并通过宣传内嵌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念以构筑资本与要素自由流通的价值观支撑。这种供给机制在全球范围开展并鼓励、允许各国 “搭便车”实现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当各个国家满足于当下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效率而愿意支付维护成本时，公共物品供给方就能藉由垄断地位获得非平等利益，但需要时刻防范企图争夺供应权的潜在挑战国。⑧这一逻辑促成了美国近期的一系列举措：一方面利用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美欧贸易谈判 “鞭笞”各 “盟友”协助自己，另一方面运用贸易战、单边制裁、各地缘冲突地带撤军、退出国际机制等公共物品 “私物化”措施投入公共物品供应竞争与供应方的利益变现。

“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所代表的中方新建构思想则不局限于追求投票权、标准制定权等公共物品供应权重，而是将目光投向更适合中国政治、经济能力与区域供求关系需要的区域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首先，中国既欠缺在全球范围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又不具有全球性的利益分布，因而在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内提供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最具效率。其次，中国所追求的区域合作以技术性、较少争议性、不涉及国家主权的功能性领域为核心，并使合作形成的新共同利益能够超越主权纠纷与政治分歧。这符合中国的 “不干涉内政”原则与 “不称霸”原则。再次，中国希望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与国内产业政策实现良性延伸，实现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公共物品在区域层面形成有效投射。这是由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对中国比较优势产业之间的供求关系所决定，也与国内 “走出去”产业战略、建设新型开放经济体理念相一致。

这种非安全类的功能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正对应美国体系的软肋与弊端，从而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惕。一方面，功能性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较少触及国家之间在政治与安全层面的博弈，能有效地在区域内建立利益互信并显著增加战略对抗成本，降低冷战逻辑余存的阵营对立思想在区域经济合作谈判中的影响。阵营对立思想的缓和意味着各国对安全类、政治类公共物品的需求在下降，也就意味着美国安全类物品供应的需求在下降。另一方面，功能性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强调经济物品与制度物品的供应效率与范围恰好弥补了美国自利行为所导致的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填补了经济治理空缺。这使得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公共物品供应权显著提高，从而加剧美国在经济类公共物品供给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如果持续采取自利行为降低供给成本，则可能无法阻止供给权向中国的转移；加之中国治理方式进一步降低了安全类、政治类物品需求，则可能使美国的公共物品治理能力陷入恶性循环。

四、规则互补与战略共生：对中国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

美国的逆全球化举措经英国体系前车之鉴与美国具体战略决策验证，是一种将国家权力投射到经济利益争夺的战略手段，因此兼备区域地缘战略与区域合作战略属性的 “一带一路”倡议也必须被放置在权力视角来看待。由于霸权国需要通过威慑其他国家、索取剩余效用以维持霸权，因而拥护霸权体系的盟友越强大、霸权的收益也越大，对其他国家的压制能力也越强。 美国在美欧、美日贸易谈判中寻求自利行为与巩固盟国协约之间的平衡点，重点仍然落在中美贸易谈判上，凭借全球发达国家阵营对美国体系的支持保持对中国的压制能力。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关系中国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治理的地缘经济问题，也关系如何应对美国的战略制衡与反制。笔者认为，中国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与美国的霸权稳定战略体系之间虽然形成了竞争与冲突，但双方仍然应通过互相理解、互相协调与协同合作避免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从现实主义出发，美国必须接受 “多边领导”才能有效采取自利行为并切实降低霸权维护的边际成本，中国无意也无力支撑全球治理结构；从经济收益出发，中美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已经高度互嵌，产业间与产业内分工与生产网络广泛建立、双方贸易活动与投资活动极为活跃、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共生发展，实际上体现了两国经济发展已经具有共生关系的主要特征：双方在竞争中形成创造性的合作关系、无法脱离任意一方达到或维持高水平、具有差异化的定位的同时扩大共享领域。

因此笔者认为，在突出两国的共享领域下维护各自的差异化途径、在冲突中进一步寻求合作空间、最大化利用两国合作协同的效率实现规则互补与战略共生，是中国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所应侧重的。具体来说，本文对 “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规则上的互信，以美国战略制衡为契机推动改革开放与新型开放经济体制的建设。在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可推动产业准入、最惠国待遇、金融体制、投资约束等领域的改革，在具体的开放机制上与国际进一步接轨，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种扩展经济全球化理念与原则的支持性战略属性，能有效增加中美两国的共享领域、降低两国在价值观上的冲突；进一步的改革姿态也有利于降低美国盟友对中国可能会追求霸权的政治警惕，并减轻亚欧国家就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后可能陷入中美对抗的担忧，从而更顺利地推动 “一带一路”在亚欧大陆的建设。

第二，通过增加专用性投资与供应权分摊加强中美公共物品的互补与互融，增进中美的共同利益。一方面，中国可考虑加强 “一带一路”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对沿线外国家的开放性，欢迎美国扮演合适的角色，包括推动 “一带一路”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物品体系之间形成交叠利益，如积极参与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战后制度重建与反恐部署。另一方面，中国可进一步强化经济类公共物品供应并弱化安全类公共物品供应，使中美公共物品供应权形成更清晰的分离，推动两国各司其职。美国在提出 “重返亚洲”战略以来，强调通过改善军事同盟运转以对亚太地区盟友提供强有力的安全类公共物品，并在退出“ ＴＰＰ ”后收缩对东亚的经济类公共物品供给，因而被视作是有利于中美各自负责不同类的公共物品，实现领导权均摊。 均摊现状由于尊重美国在区域内的安全网络利益，因而有利于中美在公共物品供给互补性的提高、有利于中国潜心经营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第三，将欧洲视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使欧洲进入中国的 “朋友圈”。从传统的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亚洲发展中国家一直被视作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成员。然而笔者认为，欧洲的重要程度不亚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甚至从长远看，是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功的关键。因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对安全类公共物品供给需求旺盛，长此以往必然会逼迫中美就谁来主导区域安全问题形成竞争，从而再次将中美拉入争霸战之中。而欧洲国家以欧盟为核心，虽然是美国霸权体系的秩序维护者，但也是全球产业链重塑与治理秩序的主要推动方之一，更可能与中国实现互利平等、包容开放的共谋关系。另外，欧洲作为美国霸权体系的核心维护者，具有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中国与欧洲就 “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共识将使中国也具有与美国谈判的筹码、加强应对美国战略反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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